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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的端绪：20世纪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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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的介述始于英国，这与英国在作为殖民帝国的时间坐标上的位置有关。
虽然一些中国典籍在17—18世纪已传入英伦，但几乎无人能够阅读。
19世纪初，大批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员、商人与旅行者进入中国。
他们不仅带回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与图书资料，也开始加强对汉语文学、中国知识与社会状况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前汉学”
时代。
[1]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自发、零散的形式来表现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并没有固定的学科专业职称，几乎都是“业余汉学”
（amateursinology）专家，研究所用的图书与资料也多依赖于自己的收集[2]，马礼逊（RobertMorrisohomasStaunton）、德庇时（JohnFrancisDavis）、艾约瑟（JosephEdkins）、金斯密（ThomasWilliamKingsmill）、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理雅各（JamesLegge）、威妥玛（ThomasWade）等无不如是。
早期的这种自发性研究往往具有初阶性，偏向于资料的编辑与情况的描绘，除了少量撰述以外大多较为表浅。
但也有一些好处，即不受某一专业的规训与限制，可以将中国学作为整体来观照与研究，而这种特征，直至20世纪中叶，也一直影响着英国汉学的基本间架与研究向路。
随着汉学课程及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置，亚洲学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性研究刊物的创办，英国汉学始被纳入组织化与建制化的程序之中。
1825年成立的伦敦东方语言学校（Loitution）是英国国内第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
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由牧师基德（Rev.SamuelKidd）担任的汉学教席（professorineselaerature）。
1845年，伦敦国王学院始设与伦敦大学学院同名的汉学教席。
1875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席位（professorofese），并荐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出任此职。
1888年，剑桥大学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第一位汉学教授（professorofese）威妥玛。
大学教席的设立标志着专业化汉学的出现，从而将汉学研究推向了新的轨道。
当然，还不能高估这些教席在早期汉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能断言在大学体制以外就不存在汉学研究。
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两种轨道依然并存，即自发性研究与体制性研究平行发展的状态。
19世纪初至20世纪早期的那些著名汉学家，基本上仍是在学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在获得较高成就之后才受聘担任大学教授的职位，甚至直到1920年，牛津大学在聘选第三任汉学教授时，还是相中了此前长期在中国底层从事传教活动并有丰富著述的“业余学者”
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
[3]再者，从早期汉学教席的名称上看，所谓的“professorineselaerature”
或“professorofese”
虽然是依据基础教学的规划来设计的，但并非狭义的学科称谓。
除了当时的“文学”
概念与后世狭义的文学概念有别以外（可见后文），另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荣膺此教席的著名学者道格斯（RobertKennawayDouglas）、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苏慧廉、庄延龄（Edarker）等，主要成就虽与汉语研究有关，但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学研究，而是均有广泛的学科兴趣与造诣（又以汉语研究、辞典及目录编纂、宗教学、政治学与文明史研究等为主）。
一部分汉学家翻译了一些文学经籍或写过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但那也仅是他们全部“汉学”
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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