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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学发展的早期，英美对中国文学一般知识的获取尚处初步的阶段，自然也很难对之做更进一步的要求。
就此而言，对文论史的关注，首先有待于文学史研究的展开、成熟与深化，而这进而又有待于文学史研究能够从大汉学的框架中分化出来，借此获得更为明晰的学科界认，并趋之而入能够精耕细作的专业化轨道。
当然，从北美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的繁兴，既与一般的规律或趋势有关，比如汉学（东方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国家机制（包括民间基金会）的重视与扶持，文学学科的建立及文学研究成为民族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等；同时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数量可观的华裔学者的介入，加强了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东南亚中国学研究的互动等。
正是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促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北美的勃兴。
需要在此对美国创作界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做点解释。
这种吁求主要集中在对汉语诗歌的引介与摹创上，出现过以“东方精神的入侵”
为话题的两次浪潮，即20世纪初发端的以庞德（EzraPound）、洛威尔（AmyLowell）、陶友白（WitterBynner，宾纳）等为代表的“意象主义”
（Imagism）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威廉斯（Williams）、雷克斯洛思（Keh，王红公）、斯奈德（GarySnyder）等为代表的“旧金山文艺复兴”
（SanFranaissance）运动。
其中，威廉斯跨越了两拨浪潮。
两次汉诗推进运动通过译诗、论诗与仿诗等，在美国诗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有学者对之做出详尽的讨论，可暂且不论。
[27]然而扩展地看，这两次运动也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需要做出重估。
首先，两次运动翻译了大批的汉诗（也包括学院派的译诗），展示了中国文学奇迹般的创造力，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
这当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与提升北美场域的文学史研究意识。
从随后的研究来看，美国汉学界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诗学领域，也可看作与受到两次汉诗运动的感染与启发有关，甚至表现为对汉诗运动的一种侧面接应（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汉诗运动推崇的那些诗人，如陆机、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元稹、寒山、苏轼、杜甫等，也恰是后来美国汉学界选择研究的重点人物，并在较长时期内成为英语世界拟构中国传统诗史的参照标准之一。
其次，汉诗运动将对中国诗歌的理解集中在具有突出审美特征的文字意象（前一波）、禅道诗境（后一波）上，也对汉学界文学观念的转换有一定的影响，即相比过去对文学谱系的宽泛把握而更收缩了文学的界义范围（也与美国20世纪初以后的文学观念转换恰好合辙），使“纯文学”
的概念能够逐步从泛义文学的概念中游离出来，直至确立牢固的地位。
最后，无论是意象派诗人还是禅道派诗人，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读”
出了汉诗中所蕴含的诗学内涵，并用偏于感性的方式对之做出了提炼与总结，如庞德的“表意文字法”
（ideogramicmethod）等。
这些虽然还属于“文学观念”
的范畴，但为汉诗诗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并启发汉学界沿此对中国文论做进一步的探究。
关于后一点，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第一波浪潮期间，张彭春（Pengg）受美国著名批评家斯宾加恩（JoelEliasSpingarn）的约请，翻译出了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两小节，这也是因为严羽这部著作的思想取向被看作与汉诗运动的理念是相吻合的。
[28]尽管，此时对文论的涉入还是属于附带性的。
汉学研究界受到了汉诗运动直接影响，这方面可举的例子非常多。
例如，著名的陶诗与文论研究者海陶玮（JamesRhtower）便是因年轻时受庞德英译汉诗的感染才决定选习汉学的；汉学教授华兹生（BurtonWatson）在20世纪60年代译出了在第二波运动中被推为桂冠诗人的寒山的百首诗歌[29]，1951年译注陆机《文赋》（RhymeproseoheW’en-fuofLuChi）[30]；20世纪60年代撰写出《〈诗品〉作者考》的方志彤（AchillesFang），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庞德[31]；叶维廉（）不仅是第二波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专门撰写了《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EzraPound’sCathay）[32]一书。
这也带动了他对与运动趣旨相一致的中国文论研究。
大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学家热衷的汉字“意象”
研究、汉字声律说研究等，同样是在承应早期意象主义叙述（并引入了新批评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开始升温，不仅摆脱了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而且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之后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汉学的中心，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专业方向也初步得以确立。
刘若愚（JamesJ.Y.Liu）1975年发表的《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当前的发展，流行的趋势与未来的展望》（TheStudyofeseLiteratureiDevelopmeres）一文，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汉学发展景观做了描绘，其中包括专家学者、出版物与会议等大量增加，英语成为主要的工作介体。
就具体的情况来看，首先，研究范围扩大了，从早期的以诗、赋、古文、骈文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扩展到三千年来的各类文体，原先被忽略的词、散曲、杂剧、文论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
其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文学研究已逐步构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隶属于传统汉学。
[33]关于后面一点，经我们考察，在1975年之前，北美地区的文学研究名家除少数几位，他如华兹生、海陶玮、陈世骧（Shih-Hsiang）、白之、夏志清（Hsiag）等，及声名初显的韩南、刘若愚、叶维廉等人，均将文学作为毕生研究的专业目标。
这一趋势在1975年之后就更为凸显了，学科细化的进程已成为研究常态，学科发展的驱力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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