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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
[54]此间其他用“美学”
概念来运演中国文论的事例也甚为多见，如更为年轻的苏源熙（HaunSaussy）、艾朗诺（RonaldEgan）、蔡宗齐（Zong-qiCai）等。
[55]
根据刘若愚的学科分类，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批评”
，均当从更大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笼统覆盖下分立出来，因此“批评”
“批评史”
的概念也是此后经常被用于文论言述的一个术语。
两个概念之间有时是互容的，有时则分界而述。
但就趋势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理论意识的强势出线。
在1975年前后，“理论”
的概念开始频繁地被用于文论的叙述，许多文章的标题都措用了“理论”
的字眼。
[56]这种影响也见于一些选集的编订。
例如，宇文所安1992年出版的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ieraryThought），该书虽然批评了刘若愚等以“观念史”
（historyofideas）为标目从文本中抽取概念以自创体系的做法[57]，但其文集的选目也依然集中在几种理论化程度偏高的古典文本上，明显地是以“理论”
而非“批评”
来鉴别文本的价值。
在仅以专节入选的八位文论家的文本中，就有叶燮的《原诗》，并以为该作在中国文论史上继《文心雕龙》之后，“第一次严肃尝试提出一套全面系统的诗学”
[58]。
与此观念相对应，过去在原发性批评史上罕被论及的专著《文心雕龙》，不仅成为汉学研究的第一大热门，探者如云（与中国此期的情况也相一致）[59]，而且其地位也被提升到压倒其他一切批评性言述的高度。
例如，高友工在《中国抒情美学》的长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进步是与对理论兴趣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并终至《文心雕龙》完成了对“总体文学理论”
（totaltheoryofliterature）的建构。
“确切而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讽刺的是，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60]而该作的力量，源于其试图从总体上处理文学现象的勃勃雄心。
早期与高友工合作撰文的梅祖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文论研究时，最为崇尚的两部中西著作分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并均以“体大思精”
称之。
[61]进而，《文心雕龙》也被作为一种最高的标准用以反思、评判中国文论批评形态之不足，其中加拿大学者叶嘉莹（FlorencegYeh）的论述就很有代表性。
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她即认为：“除了一部《文心雕龙》略具规模纲领之外，自刘氏以后一千多年以来，也竟没有一部更像样的具有理论体系的专门著作出现”
，其他都属“体例驳杂”
之作。
[62]探其原因，最终可归于中国传统中缺乏西方固有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习惯。
即便如刘氏之作，其能成为体系化的煌煌巨著，也还是因于作者受到了外来佛典思维的影响，而其不足，如批评术语的“意念模糊”
等，则与其本土性的习惯思维有关。
由此推论，王国维的诗论同样呈现出优劣二分的特征。
[63]而叶嘉莹最终的结论，则是期盼中国学者能积极借用西方理论的精密工具，打造出本土的文论经典。
这种西方逻辑化与体系化文论优越于中国感知化、随机化文论的观念，稍后也在宇文所安等人的论述中得到了高调响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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