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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因为受篇幅限制）首先著录《文心雕龙》，但却跳过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等作品，而直接续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来看，他对这一领域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研究。
翟理斯长期担任涉华外事官员，著述范围很广，对中国文学的介述仅是其兴趣的一部分。
[15]史称其著为首部文学史，这不仅在于其书的标题首次以“文学史”
命名，也在于它呈示的章节容载了一个有序演进的文学史的完整框架（从远古至近代共八章），涵括了甚为丰富的内容，克服了零散性、随意性，使得知识的系统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次则，不再将文学史的绍介作为汉语教学的附证性说明，而是将文学史作为独立演化的系统予以论述。
与之同时，不像苏谋事、道格斯等人那样主要以儒藏的编排方式来安置文学的归属，过度夸大儒学对文学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庄学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为其与前者形成了某种冲突性的关系，为此而将中国文学史构建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书写系统。
当然，翟理斯关于文学的界义仍比较宽泛[16]，文学批评及其与文学史的互动也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即便述及那些有丰富文论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韩愈、苏轼时，也不曾稍稍顾及他们的文学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唐代文学时，翟理斯却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并认为这部作品“在批评家的视野中占据比较高的位置”
[17]。
虽然翟理斯仍然是将司空图之作当作诗歌而不是诗论看待的[18]，然后来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还是将他的翻译之举视为撰者对中国文论西传所做的重要贡献。
19世纪，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上，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要点。
首先，对中国文学知识了解的冲动只是早期汉学家整体汉学认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汉学的系统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识与取向，介绍的许多内容也多带有选择的偶然性。
而且他们所谓的“literature”
主要是一个泛文学的概念，这当然也会影响其对学科知识的界认。
其次，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从汉语文字与音韵的角度入手，这与早期汉学家的入门法径及实用取向有关，以至于对文论（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些察知也集中在这一维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面的开拓。
最后，虽然中国文学自孔子以后即很难排除批评意识对书写的影响，文学史始终是与批评史的活动相伴的，但是在英国早期汉学家的文学史介述中，很少涉及这一层面。
他们中的若干人虽也曾通过文学史及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对中国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些发微与阐述（已在前文中梳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文论”
的成分，但对更为理论化的批评学言述却甚少触及。
就此而言，即便是从宽泛的角度看，此阶段对中国文论的认知尚处在十分懵懂的潜伏阶段，萌动的蓓蕾被包裹在意义泛化的文学史苞片中，尚未绽放。
20世纪，随着学院制的扩充与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国的汉学有了递进性的发展，并出现了一批鸿学硕儒。
在文学研究方面，著名者有从事综合汉学而兼及文学研究的翟林奈（LionelGiles）、阿瑟·韦利（ArthurWaley）、修中诚（ErRichardHughes）、杜德桥（GlenDudbridge）等，也有专治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霍克斯（DavidHawkes）等。
然而由前现代奠定的研究模式对后期英国汉学仍具明显影响，综合研究始终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使得文学研究只能在此大格局的狭缝中生存。
这种窘况既使文论研究难以受到关注，同时也因理论思维的匮乏，加之方法的滞后等，使文学史研究多流于表象的梳理与考订，缺乏更多的阐释层次。
在整个20世纪中，英国方面可举出的文论研究实例很少[19]，甚至如修中诚所撰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ArtofLetters：LuFu，1951），也还是他最后赴美教学之后的产物。
这也导致有些颇富潜力的学者转教美国，如白之（CyrilBirch）、韩南（PatrickDewesHannan）等，并在后来也都被纳入美国（而非英国）汉学家的名录谱系之中。
与20世纪中期后大放其晔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相比，英国方面的研究的确有显单薄，由此我们也需要将视线转向北美（并在必要时连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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