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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
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但这实在太模棱两可了，根本不对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的口味。
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
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
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
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
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起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瓜胆敢不听命令，批评的话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
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要做迷途羔羊，那么牧师伸出去的手就会先缩回来，再立马变成拳头，给予他又快又狠的一击。
在其他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
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抗衡。
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还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它毗邻的日耳曼族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
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士[21]政府的效率低很多。
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
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像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就热衷于集权这一点来看，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
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
但他不像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
一夜之间，罗讷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
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
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
的倾向，就会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他的所有论点将被检查，他要解释是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
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22]旁听。
如果他固执己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
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
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
而开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极恶劣的行径。
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锒铛入狱了。
渐渐地，这个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
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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