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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子沟通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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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业成就的代际传递与亲子沟通
虽然以往很多文献（Feial.，2004；刘颂，刘全礼，2007;孙中欣，1999）都表明，学业成就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但很少有研究阐明并证实这种传递的机制，即通过一定的中介变量来实现（Desfes&Abouchaar，2003）。
本章首先检验了亲子沟通在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儿童学业成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模型检验，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各层次变量的中介作用不同：元素层面变量为完全中介，关系层面和系统层面变量中介路径不显著。
并且进一步分析构建出亲子沟通的中介链模型：父母受教育水平依次通过对父母沟通能力、亲子沟通质量、亲子沟通系统（父子和母子两种沟通的协调）三个层次变量的影响，并最终指向学业表现差。
这一方面证明了亲子沟通作为影响儿童学业表现的近端影响变量是父母受教育水平这些远端变量发挥作用的中介，是研究学业成就家庭成因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第三章中所提出的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结构的合理性，及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第四章中的定性分析结果也为这种亲子沟通中介模型提供了细节说明。
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部分，我们发现尽管研究设计的认知任务难度不大（适合于小学五、六年级水平），但许多差生家长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水平和解题能力不足以给孩子所需的学业帮助和指导。
他们通常在刚看到试卷的时候就马上说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
“上学的时候最怵应用题”
“指导不了孩子功课”
。
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更多是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宽泛指导和督促，不能有效指导儿童解题思路。
而且在这些家庭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亲又处于角色缺失状态，不负责孩子学习的具体指导。
这就造成本来就处于文化水平较差（父母学历水平都较低）的客观环境中的差生，因其亲子沟通模式上的一些缺陷而加重了其不良处境的消极影响。
（二）优差生与父母沟通能力的匹配关系
本章中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学习较差儿童和其父母在沟通能力的某些方面得分低于学习优秀儿童及其父母，但通过对儿童和父母在真实亲子沟通过程中的能力表现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沟通能力表现差源自儿童与父母沟通能力之间的匹配关系。
有关沟通关系的理论（Gallimoreetal.，2004）指出，在沟通过程中，通过沟通双方的互动行为建构其独特的相互作用模式，同时塑造双方共同认定的能力表现。
本书中的差生和父母经过无数次相互作用已经形成并适应了相对固定的沟通模式。
而沟通者能力的相互匹配就是这种模式的特征之一。
本章中差生在亲子沟通中表现出的主要能力匹配关系有如下三点：父母主动—儿童退缩、父母较开放性低—儿童服从倾向高、父母敏感性低-儿童敏感性高。
个体身上这种因沟通关系而形成的能力表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研究的结果相似。
Gallimore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在支配性沟通模式中，支配者能较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愿，但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和沟通感较低。
本书中的差生亲子沟通就是典型的支配性沟通模式的表现。
以上三种能力匹配关系，其共同根源在于儿童与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地位不平等。
亲子沟通中两沟通主体的特殊关系决定了父母有着先赋的主导和控制地位，父母占据着相对较高的地位，掌握和控制着话语权（Dunbar，2004）。
正是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带来了沟通双方主动性、开放性和人际敏感性上的差异。
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还得出这样一个结果：父母与差生在亲子沟通中谈话字数的比例约为6∶1，而学习优秀儿童亲子沟通中的这个比例约为3∶1。
这个结果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著名结论——“三分之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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