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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对双方乃至整个学术以及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传统的界定往往局限于哲学和科学的两种立场不能沟通，或者处于科学主义对哲学的鄙视，或者处于形而上学态度对科学的轻慢，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或“两种文化”
（斯诺命题）的对峙。
当然，这种对峙不仅仅源自理念的隔阂，也可能囿于“专业主义”
的局限，毕竟实证科学和哲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如果把科学史和哲学史放在统一的文化场域来审视，我们往往观察到，至少从现象看，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
如爱奥尼亚学派的实证知识与自然哲学之间的互相印证，巴门尼德和芝诺之间的思想合作，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之间的思想契合，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
与其“形而上学”
的关联，托勒密的宇宙学对中世纪宗教观的影响，F.培根与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之间的思想关系[6]，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与理性怀疑主义，洛克与波意耳之间在经验论上的合作，牛顿-莱布尼兹-康德所形成的理性批判等。
基于这样一种观察，我们或许可以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科学-哲学的观念共同体，也就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某些观念上的共识、共建与共享。
这种观念共同体的实质是哲学家将某种科学知识提升为哲学观念，也就是把某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变成普遍可行的公共知识。
所谓的科学哲学就是把某种具体的实证科学知识经过思想加工变成普遍的人类理性。
这种理解的科学哲学不仅可以解释从古至今所有科学哲学的共性，而且也还可以解释各种科学哲学的不同思想特性。
科学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反思与超越，那么不同科学哲学阶段或流派之间差异就在于它们各自所依赖的知识类型以及超越知识的向度各有不同。
从依赖的知识类型看，有的科学哲学依赖几何学、代数学、逻辑学等数理科学，如柏拉图、波修斯、莱布尼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拉卡托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路；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实证科学，如亚里斯多德、达尔文、洛克、贝克莱、艾耶尔、波普尔、弗拉森、柯林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经验论的科学哲学进路；还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治学等，如库恩、费耶阿本德、布鲁尔、赛蒂娜、拉图尔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进路。
从超越科学知识的向度看，在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连续统中，有的采取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主张用事实判断取代价值判断，如各种休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经验论者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有的则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即尊重真理的哲学内涵，但并不否认价值判断的文化意义，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笛卡尔的“上帝证明”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
、库恩的“世界观改变”
、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
等。
概言之，科学哲学的多样面孔取决于对科学知识不同类型的选择或反思科学知识的不同视角。
当代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并不在于追随各种时髦的流派，更不在于“批判科学”
甚至“反科学”
，而是坚定维护科学的权威，从具体科学中挖掘哲学的思想资源。
这种理解的科学哲学还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的思想性质。
尽管哲学家们对哲学的定义不尽一致，几乎有多少个（有创意的）哲学家就有多少个（有意义的）哲学定义，但是，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哲学不过是对某种（科学）知识的肯定与超拔，这就是说任何哲学必起源于对某种（科学）知识的认可，然后对这种知识进行理性加工使之成为超越性的普遍知识。
这就是所有哲学的共性。
而哲学的差异就在于，不同的哲学家会选择不同的（科学）知识，即使选择同样的知识，也可能做出不同的观念。
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例如所谓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可能是源于数理科学的哲学与源于经验科学的哲学之争。
因此，就科学哲学史作为理解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而言，哲学并不是全然超验的普遍知识，而是对具体实证科学的包容与超越，也就是从各种专业知识中推演出方法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哲学命题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其思想实质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按照这种理解的科学哲学，我们不仅可以重新理解哲学的思想性质，而且还可以重新理解哲学史，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之间的因果连接，特定文化中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横向思想关联意义更加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哲学不是由前代的哲学遗产决定的，而是由同时代的科学革命造成的；科学哲学及其思想源流的千差万别就在于，思想家所选择的知识基础和对待知识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看重数理科学，有的看重经验科学；有的探究科学语言，有的探究科学活动；有的坚守科学的经验本性，有的试图释放科学的超越潜能。
哲学就是对科学的包容与超越，哲学是拟科学的，科学是我们破解哲学的钥匙，哲学思想的生成、得失和兴替，无不与其科学基础及其对科学的理解相关。
科学哲学史研究不仅可能使我们重新理解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维也纳学派和各种后现代思想等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通过科学-哲学的双重尺度来反思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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