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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二者加以区别，不免有点绝对化，但在认识上仍有一定意义。
第三，该书对“文献”
做了界定，认为：经史、会要、百家传记之信而有证者谓之“文”
，奏疏、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之可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
，[6]这是把叙事和论事做了区别。
《文献通考》把《通典》的九门发展为二十四门，从而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内容和范围。
它把《通典》的《食货典》析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门，分《选举典》为选举、学校二门，又分《礼典》为郊社、宗庙、王礼三门，增加《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总共比《通典》多出十五门。
马端临强化了杜佑以“食货为之首”
的历史见识，又把《经籍》纳入典制体通史之中，这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文献通考》反映了马端临的进步的历史思想，这表现在：他重视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他对于“异常”
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大致都做了唯物倾向的解释；他阐说，国用和政治统治的关系以及“公心”
和“封建”
的关系，都包含有辩证认识的因素；他批评主张恢复“封建”
和“井田”
的言论是“书生之论”
，认为那将是“自割裂其土宇”
“强夺民之田产”
的危险局面，认为“沿袭既久，反古实难”
，这反映了他的历史进化思想。
[7]《文献通考》在历史文献上也有重要价值，其论宋代典制最详，是稍后所出的《宋史》诸志未能囊括的；它接续了《通典》，断至唐天宝之末至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增加了《通典》所无的五个门类，改变了“礼”
在全书中所占分量的比例，《兵考》以叙历代兵制为主，《文献通考》从历史文献上丰富了、发展了《通典》。
后人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有长久的影响。
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通鉴》学”
，到了元代有了新的发展。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
所考，这方面的著作有郝经《通鉴书法》以下共十六种，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资治通鉴》最负盛名。
胡三省同马端临一样，都是宋元之际人。
他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亡国”
，寄寓民族气节。
他在自序末尾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
（即乙酉年，是为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
这个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
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也称《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通鉴》胡注或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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