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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写战争见长：卷七记成吉思汗与乃蛮部塔阳罕之战，卷十记征秃马惕之役，都写出了双方的士气、军容和战事结束后的场面，也写出了战役中的用智、设谋而制胜的曲折过程。
二是描述与诗歌的结合：卷二记成吉思汗兄弟们幼时与其母诃额仑夫人相依为命、度过艰难岁月，其母子深情，就是用诗歌来表达的；而更多的诗歌则用以写人的谈话和人们之间的对话。
《蒙古秘史》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清人钱大昕指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
又说：“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
[3]它是后人关于蒙古史研究和撰述的必据之书。
《圣武亲征录》和《元朝名臣事略》，是元朝建立后史家关于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两部撰述。
《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记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期史事。
该书所记简略，但首尾完具、文字古朴，有时也写出了征战的军容和战役的细节，是记载元初历史的重要文献。
其书久以抄本传世，讹误甚多，经钱大昕、张穆、何秋涛分别校正，渐为世所重，现有王国维校注本为最佳。
《元朝名臣事略》[4]十五卷，苏天爵（1294—1352年）撰。
书首有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欧阳元序和至顺二年（1331年）王理序，或可表明它撰成的时间。
此书收录自元初至延祐（1314—1320年）年间太师、诸王及以下文武大臣共四十七人入传，依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为序编次。
所据为诸家墓志、行状、家传，间亦取自可信之书。
全书叙致井然，体例划一。
各传之前有撰者所写的提要，交代传主的名讳、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寿多寡。
它在体例上参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录》而始末较详，又参考了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不尽录全篇、有所取舍，大致反映出元初期、中期名臣的面貌，清人认为它“不失为信史”
[5]。
元人所撰蒙古征战及元初史事，还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刘敏中的《平宋录》等。
元朝设有翰林国史院，撰修各朝实录，附有事目和诰制录，当时文字翻译很繁难，工程很大。
这些实录都已不存。
二、《文献通考》和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
《文献通考》和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是元代史学的两部名作。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初马端临（约1254—约1323年）撰。
本书分二十四门，记事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六年，是继杜佑《通典》之后的又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
此书自始撰至泰定元年（1324年）刊印问世，经历了40年时间。
马端临在本书序中提出了一些认识，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第一，该书关于历史撰述，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理乱兴衰”
，二是“典章经制”
，故十分推崇《资治通鉴》和《通典》的成就。
第二，该书对历史进程“相因”
说提出具体的分析，认为“理乱兴衰”
前后并不“相因”
而各有殊异；“典章经制”
历代继承、损益而实“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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