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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就首先在于它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
其自序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
这种疏通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
胡注的成就，还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这反映出注者进步的历史思想。
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后晋皇后崇佛而终于“冻馁”
于封禅寺，嘲笑“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
，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胡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最早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散于《资治通鉴》各文之下，使《资治通鉴考异》同正文直接联系起来，便利了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阅读、研究，也有利于《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
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后，有很多人为《资治通鉴》作注，胡注是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直到今天，人们读《资治通鉴》还是不能不读胡注。
它同“前四史”
的诸家注文一样，都是中国史学上的著名史注。
三、元修辽、金、宋三朝正史
元代官修史书，除实录、政书外，撰修辽、金、宋三朝正史是一项巨大工程，从史学发展来看，其价值也在前者之上。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已提出撰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
“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元世祖“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
[8]。
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撰修辽、金、宋三史的措施，皆“未见成绩”
[9]。
其主要原因是，“义例”
难定，即三朝的正统地位不知怎样处置为妥。
直至元代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等再次提出撰修三朝正史的建议，元顺帝下达了撰修三史的诏书，史臣们制订了《三史凡例》，这项工程才真正着手进行。
《三史凡例》全文只有一百三十五个字，但它解决了几十年讨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帝纪”
，它规定：“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汉书》、《新唐书》。
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这是明确承认辽、金、宋三个皇朝皆各为“正统”
。
关于“列传”
，它特别强调，“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
。
它规定撰修原则是：“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于是，辽、金、宋三史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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