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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而不学，是为小慧。
小慧无识，是为不才。
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
[4]
在章学诚看来，学，反映史家的功力；才与识，反映史家的思想和创造性；德，反映史家的治史态度。
这种认识，在刘知幾那里也是有的，章学诚把它进一步发展了，更加理论化了。
二、史家的职责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
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人们对史家的职责也有了比较广泛的认识和要求。
大抵说来，这种认识和要求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
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6]他还说：“《春秋》，辩是非。”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孔子的社会责任感。
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章学诚在评论浙东之学时也指出：“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7]从这些评论来看，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之旨，当溯源于孔子作《春秋》。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眼的。
班固援引刘向、扬雄之说并结合自己的见解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8]把《史记》看作“实录”
，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
自孔子以下，人们多称道董狐、南史的秉笔直书精神和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可惜他们没有专书传世。
刘向、扬雄等对《史记》的评价，当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联想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临终前，他们父子间的发自肺腑的对话，[9]可以说，这个评价是对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的肯定。
当然，司马迁著《史记》是要“述往事，思来者”
，也是有明确的现实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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