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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关于对史家这两个方面的职责的评论，代有所出，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评论深入的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自觉性。
西魏柳虬针对汉魏以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
的情况，曾上疏说：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鉴）诫也。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
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
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
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
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
[10]
从评论家的职责来看，这里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史官的职责不只是记事，而且要以所记之事作为鉴诫，是闻于后世、有益当时二者的结合。
第二，史官记事存真，才能以为鉴诫，故“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这是史家的优良传统。
柳虬认为，史官“密书善恶”
，有碍于全面履行上述职责。
他建议：“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
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
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
据说，西魏文帝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
当然，史家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是会有种种障碍的。
这需要史家本身有崇高的职责感，也需要统治集团各方面的共识和配合，才可能消除或减少这些障碍。
从刘知幾《史通》的《直书》《曲笔》《忤时》等篇所揭露出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的情况来看，此种障碍之大，竞使他对“勒成国典”
有五“不可”
之叹。
唐代实录直至明代实录都曾发生过恣意“改修”
的情况，这说明这些障碍是很顽固的。
尽管如此，古代许多正直的史家还是努力恪尽职责，从唐代吴兢撰国史到明代王世贞作《史乘考误》，依然贯穿着秉笔直书、追求信史的优良传统。
自唐代起，史家以史经世的思想和实践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史家批评论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性认识也越来越多了。
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佑和司马光。
杜佑撰《通典》，自谓“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11]，把撰史跟施政直接结合起来。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12]入史。
这两部巨著，一为典制体通史，一为编年体通史，相继问世后，评家蜂起，竞相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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