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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诸本纪后论，反复称说“天命”
和历史比喻的失当，是其苍白的方面。
纪、传史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不无精当之笔，但大多陷于自相矛盾而难得提出深刻的历史见解。
这一方面和撰人多出身于五代仕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成书过速，未及做更深入的思考所致。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着意于表达自己的撰述思想。
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五代纪传”
时说：“铨次去取，须有义例，论议褒贬，此岂易当？”
[93]其书重在“义例”
和“褒贬”
，这也是时人的评论。
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批评以往的五代史著作“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
；认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
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
这里说的“褒贬义例，仰师《春秋》”
，正是欧阳修的撰述主旨。
《新五代史》之师法《春秋》，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五代为乱世而比于春秋时期，故“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
，“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
，“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
，“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
[94]。
另一方面是以史法明道义，以正乱世之非，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贯彻“道学”
的要求。
故作者于《新五代史》卷九后论中，不惮其烦地解释“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
这句话，并两次引用礼书以证其说。
《新五代史》独创《家人传》，意在提示“亲疏嫡庶乱矣”
[95]。
欧阳修评价五代时期历史人物说：“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
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
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
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
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
[96]孔子修《春秋》，其属辞，有一定的例，但孔子是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里，欧阳修是真正要在历史撰述上寓褒贬于一字之中了。
所有这些，在历史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对于史学的影响。
《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十二卷）、家人传（八卷）、大臣传（十一卷）、类传（七卷）、杂传（十九卷）编次；还有《司天考》（二卷）、《职方考》（一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十卷），及年谱（一卷），记“十国”
史事；四夷附录（三卷），记少数民族。
《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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