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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山水间也。”
门生最多的时候是王阳明平了宁王之叛后辞爵丁忧回老家余姚时，“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圯、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且。
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学所在。
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
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
’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讲学，是历代大儒“志于道”
“弘道”
的主要形式，这种传教精神真可以与日月同辉。
自孔夫子开始，“传教士”
成了儒的别称。
孔夫子在颠沛流离中讲学，孟子拿着诸侯的钱讲自己的学，汉代的循吏们在行政工作中弘扬儒道，隋末的王通在荒村野店为唐初培养了一批宰相，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均有可歌可泣的讲学壮举。
明末清初的那帮大儒尤为艰苦卓绝，其传教精神真可用感天动地来形容。
孙奇逢领乡民抗清，形势如以卵抗石，依然组织义学，教授子弟。
清末的章太炎在监视中讲学能把监视的特务都听哭了。
王阳明讲学、办学都有他特有的难处。
身体不好、军旅匆忙都不是难点所在，难在他要超越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悖逆之举，“天下之人，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
与内行们进行学理辩论，他觉得是正常的，但受到官方的压制，他能不觉得难吗？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制中壮大的。
就说“良知”
，它萌生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孤苦凄绝的漫漫长夜中，“致良知”
口号诞生于他平了宁王之乱后飞语构陷、毁谤百出的境遇中。
钱德洪在《传习录（中）》的按语中说：“（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浇浇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
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
在这封信中，王氏直白无隐、义愤填膺地数落了良知之学所针对的世道人心：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蕃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乎？仆诚懒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阳明以悲壮的“承当精神”
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
四、成败毁誉致良知
单就内在理路而言，心学的确与禅宗同趋，王阳明挣开手眼，别求新路，将孟子的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论合而为一，将孟子的求其放心论（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与禅宗的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融为一体，“致良知”
也与禅宗的“直指本心”
一样简易真切，活泼有用；但王阳明再三叮嘱学生莫趋禅悦之浅薄境界，他自感良知之学是极高明远大、能够改天换地的。
个中微妙的区别在于良知之学不仅要找回心本体，还要发挥心之用，不仅要做个能改造自己的圣贤，更要做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是以修炼内圣功夫去完成外王事业为全体大用的。
近百年来，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文化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知行合一很有益于世道！
王阳明本人就是从“二氏（仙、释）之学”
中挣脱出来的，反戈一击很有说服力。
他极会当主人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
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
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道教）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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