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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
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
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
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
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
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
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
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漩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
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
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粧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
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
；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天下熟加焉。
惟光武以礼下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
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
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
“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
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人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人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
，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
这叫作无用之为大用。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人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
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
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唯独本朝没有，“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
。
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
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六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
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
，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
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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