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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
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
,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
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
。
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
早年应试科举,不第。
公元1276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晋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
)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
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人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公元1282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刺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
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
其实,并不这样简单。
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
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
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
“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
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
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腼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
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
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
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
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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