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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
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
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
。
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
，“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
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
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道：“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
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
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
。
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
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
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
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
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
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
朕何敢臣子陵哉！”
但是，“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
。
我实在离不开你一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
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
，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
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
罪惩治周党。
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
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
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帝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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