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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
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
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
（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
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
其时马援已死，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
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
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
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极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退自杀。
四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个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
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一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人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
（《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
，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
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
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
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
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人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
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
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
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
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
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为哉！”
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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