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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
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
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
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
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
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
，最典型的应是庄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
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
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
，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
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
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
。
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
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
，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
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
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
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
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
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
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做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
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
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
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
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人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
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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