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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财政学前教育直接投入教育机构和补贴家庭的数量。
（一）确定教育指标的框架
如前所述，确定教育指标的框架，来自教育政策分析的需要，而教育政策的框架又主要来自“供给—需求”
的基本原理，以及资源配置中的“成本—收益”
分析。
因此，按照供给、需求分析的逻辑来确定，供给应该包含供给能力（财政和社会力量）、供给体系（多阶段、多类型供给机构）所形成的多种结构性问题。
按照“成本—收益”
分析的框架，就应该分析各类教育机构的供给效率（绩效效率和分配效率）。
当然，以上框架中，还需要引入地域和时间两个维度，去反映时间变化和地域间的差异，充分利用具有时间序列的综合调查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全面和多角度分析我国社会目前的教育供给状态与教育需求的匹配性和矛盾性。
于是，指标主要体现结构分析的需求，围绕四个主要的政策问题设计和选择，包括：（1）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受过教育的劳动者？（2）为了支持教育体系的运行，中国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和家庭投入了多少财富？（3）教育体系运行需要多少人力资源的投入？（4）如何去判断教育体系的投入和产出效率？
与此相应，本书通过三个主要的指标单元，去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以及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特征。
这三个指标单元的结构和逻辑如下所示。
A：教育体系的产出
A-1：教育体系对劳动力队伍存量的贡献
A-2：教育体系每年的边际贡献
A-3：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数量及比例
A-4：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专业分布
以上四个指标有不同的功能。
教育体系每年对劳动力市场的边际贡献率，不断提高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改变着劳动力质量的分布，对分析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政策都有很高的价值。
而高中及高中后教育机会的扩展、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在改革开放40年的演进过程中，更是凸显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反映了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理工专业教育背景的劳动者数量，是OECD的一个指标，它反映了与我国制造业大国相匹配的专业人力资源的基础。
B：支持教育体系运行的资源
教育事业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那么，每一个国家从每年创造的财富中，拿出多少支持教育下一代的事业呢？这样的支出规模对于政府和家庭来说，政府拿出了多少，家庭支付了多少？是否可以用一些指标来评判政府和家庭的代价？支出单元的指标有四个。
B-2：生均教育经费
B-3：公共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
B-4：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变动
以上四个指标，集中在一起，试图回答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政府和家庭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努力。
其中，指标B-4还说明了教育支出的结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环境和技术水平都在发生变化，那么，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动趋势？
鉴于教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阶段重要性，本书中，我们将教师资源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分析支持教育系统的发展，需要配置多少高质量的教师。
C：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教师资源
教师，和所有的劳动力一样，其本质是完成生产过程或教育过程必不可少的“引致需求”
，这种经济要素的属性决定了其价格形成的过程，存在与市场“供给—需求”
原则不一致的地方。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协商、政府对劳动和工作条件的管制，就成为非常普遍的制度安排。
在教育领域，由于政府是主要的教师需求方，政府确定教师资源配置的标准、方式和工资水平，因此这样看来，教师资源的配置仿佛完全和市场无关。
但事实上，“市场之手”
总是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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