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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谷种的发现及原始农业的到来，由于农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一旦人与自然之间长期维持的平衡被打破，便前功尽弃，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
因此，先民必须谨慎地协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维护农业生产的需要。
这既是对自然秩序的维护，同时又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因为，一旦发生的自然灾害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不仅威胁着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与稳定，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的安全。
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必须同时指向人与自然：既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所需，又使自然的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基本平衡的状态之下，特别是自然灾害发生之时，人类治灾的实践活动就直接指向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
中国治理自然灾害的神话，就折射出人类早期社会对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保护与推动，并集中反映出中国早期社会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历史过程。
总之，在此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同时推动人类组织与自然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程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
第四，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们说人类的生产实践可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也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
首先，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平衡，而地球的地质构造、地理面貌、生物种类以及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各个具体系统，也按照一定的规律，缓慢而又不断地发生变化。
其次，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采集狩猎到采集文明时期，人类顺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到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发明谷种、进行农业定居生活开始建造自己的人工自然环境；再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最后到生态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人类生产实践以及背后隐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体现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建立在两者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恒过程。
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上，不同的生产水平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能够体现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或者能够维持其生存所需的自然条件时，那么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也被看成是合理的，即“应当”
的。
总之，人类生产实践以及文明创造过程体现了人的自我创造以及和自然之间的统一关系，也规定了人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自然不断进步的可能性。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人类未来的生产实践活动必然足以支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良性互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不断协进演化。
当然，这是我们站在时代前行的基础上的回望与思考，中国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可能对人类生存、发展与突围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进行科学的揭示与展演。
但是，在谷物神话、洪水神话、治灾神话等神话母题的浸润下，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却是人与自然的一起协进，共同推动着中国各民族的前行之路。
用现代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话来说，即是文化与自然的不相容性充其量只是半个真理，而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的另一半真理是，文化与自然之间还具有一致性，并且这种一致性是通过人的生命活动与生产实践来实现的，因为“没有一个充满资源的世界，没有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命。
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人对事物的评价不能超越他们自身的局限，那么，人的生命就远远没有达到它能够、也应该到达的环境。
人不可能脱离它们的环境而自由，而只能在它们的环境中获得自由。
除非人们能时时遵循大自然，否则他们将失去大自然的许多精妙绝伦的价值。
他们将无法知晓自己是谁，身在何方。”
[4]因此，必须将自然与人类的生存相结合，并转化成一种个人的信念和品格，并最终成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
的基石。
从神话的原初秩序到“以农为本”
的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理念的精髓就是对神话思维的传承，“天人合一”
与“和谐共生”
，成为中国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旨。
这种“天人合一”
与“和谐共生”
，意味着人与自然对立要素和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其一是存在，向异质开放的蓬勃状态和结合方式；其二是融洽，是一个动态的、调和的、协同进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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