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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就是说，神话不一定确有其人其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历史的发展情况。
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谷种神话、“洪水再殖型神话”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也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过程，是对人类真实历史曲折与隐晦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与灾害突围过程中的中国神话，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人是自然之人，自然指向人类的出处与归处，亦决定着人类的走向与命运，谷物神话、“洪水再殖型神话”
、治灾神话莫不是自然在引导着人类的前行之路，同时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必须的物质基础。
人类发明农耕那一刻如此，治理自然灾害的那一刻如此，未来无论何时也必将如此。
因为，人不可能完全离开自然、摆脱自然，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须。
首先，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显然不是人为的创造，而只能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其次，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无论是通过采集、狩猎的方法直接得到的，还是通过人类的劳动进行农业、畜牧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获得的，人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自然界和自然物质。
再次，人类生产实践的工具，生产实践的对象也都是自然，或是与自然密切相连的，离开了自然的基础作用，就连劳动本身也无法进行，当然也就不会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了。
因此，人从自然的母体中诞生，自然是人类之母亲，人类必须依存在母亲的怀抱，才拥有生存的基础与发展的资格。
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无论将来人类智慧如何发达，力量如何强大，创造出的科技如何先进，都不能改变人是自然之子这个基本的法则。
当然，人类之子与自然母亲之间的关系又是互动的。
自然自人类出现开始，便无时无刻不打上了人的烙印，自然因人的规定而存在，以满足和适应人类的需要。
总之，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联系、无限循环的大系统，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互与交换，这种交换既是精神的，更是物质的，是人与自然精神生命的合一与互动。
第二，人类的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中介与纽带。
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又与人类处于一种广泛的、无所不在的联系之中。
但是，人是万物之灵，作为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人又可以以价值主体的身份对自然进行能动的把握，其中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中介与纽带。
正是因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人类发现了谷种、发明了原始的农业工具，这便是生产实践的出现。
在这种生产实践中，人的活动引起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
从另一个角度讲，自然只有为人类所利用，才有将其存在的潜在价值转换为现实价值，提供生产与生活资料，造福于人类；而人类如果不从自然中提取或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人类将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实现发展的需要了。
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交界点或者中介点也都是指向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生产实践活动不仅是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中介，还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钥匙。
因为只有在这种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使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成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又是这种生产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之，当我们洞晓与明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类的生产实践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联系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第三，人类的生产实践可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从自然获取一定的物质资料，而人又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为满足这种需要，就必须自觉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系统处于一个整体的、动态平衡的状态之下。
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的程度超出了自然系统正常自我调节功能的限度，那么就会发生“女娲补天”
中的地震、“后羿射日”
中的干旱、“大禹治水”
中的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先民根本无法区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一切现象在他眼中只是一种神秘的“互渗”
关系，加之知识的缺乏、生产力的落后，由此人类只能被动、消极地适应自然、崇拜自然，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被迫式的、无奈的协调与统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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