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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与理念的展开、推行对于中国先人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是必须的，也是颇具效果的。
因此，传统中国“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
或者说，这种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天人合一”
与“和谐共生”
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协进演化的进程，它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
从人类诞生时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成了人类与万物共同完善的、内在的、根本的因素，并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融入新的内容、注入新的特点，这样就构成了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基础。
二是纵向与横向相结合。
纵向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内容、外延、途径、标准、要求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改变与更改；横向上，在特定中国社会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根据时代的发展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中国神话浸润之下的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过程，或者可以说，中华文明就是华夏大地上特有的地域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这是一个人与自然在地理、时间和空间的多维合一的进程。
在这种文明范式的影响之下，中国历朝历代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对自然灾害的治理。
正如管子所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
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
五害之属水为大”
。
出处尤其是在治水方面。
历代治国者必以治水为重点，或者说善为国者必须先除水旱之苦，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带领人民维护好自然环境，只有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重构，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清明发展。
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与国家机器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仅仅是维持常态的社会秩序，更包括是否能有效地维护与处理好自然环境。
因此，翻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历史。
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世界文明史上的原创国家文明中，处于西方文明区系的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区系的国家文明却延续不断。
主要原因还在两种文明中国家起源的模式有根本不同。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起源模式是连续性的，其先民在迈向国家社会时，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以苏美尔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源模式是突破性的，其先民在迈向文明的门槛之时，是通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突破完成的，很大程度上造成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隔阂乃至对立。
这种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营造出人类高于自然的假象，并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而引发生态危机。
由是观之，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必须依靠生态环境的养育和支撑，只有人与自然协进演化，人类创造的文明之树才能常青并不断发展。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又不是完全同步的，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再次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神话与历史的生态轨迹中寻找养分和智慧源泉，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自觉调整与修复，使得生态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变化和发展。
这样，人类将与自然结成一种和谐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人类会成为大地的看护者和生态秩序的自觉维护者，在圆融互通的美善生活与文明的延续中协进演化，展现出各自的价值世界与意义空间。
[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22页。
[2]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5页。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108页。
[4]［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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