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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武帝独尊儒术，遂立五经博士，而废止了其他方面的博士之职。
其后的汉王朝统治者不断增立经学博士，到汉宣帝末年，经学已有十四家博士之多。
从文化意义上看，经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战国时代诸子学的退潮、湮没，以及西周王官之学的复兴、更化。
而对于经学的开展来说，博士之职的设立显然是大有益处的。
因为经学博士的设立，使儒学研究由私人学术变成官方学术。
这样，儒生或经师们的学术活动不仅有来自于官方的经济支持，同时，“学而优则仕”
，也会带来政治上的荣誉与好处。
所以，经学博士的设立，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实际利益上的驱动力，这对汉代儒生们研究儒家经典无疑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使得经学的发展在制度上有一个优于他学的外在保证。
图4-6-1《白虎通义》书影
最后，经学在汉代的形成与兴盛，也是儒学在学术固有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应。
学术的发展自有规律，“内纯致用”
是其中的一条基本原则。
内纯是指某一学说、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纯洁自身，寻求学派理论内核的合理性，即在认知层面上进行学说理论的深化。
致用是指一个学派或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因时制宜，拓展学说的实用功能。
也就是说，经学在汉代的兴盛，是儒家学说在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对时代政治要求的一个回应。
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帝国统治的需要，儒家学说的信仰者一方面对本派学说内部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发展。
比如，对儒家的伦理哲学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的归纳，提出“三纲五常说”
。
“三纲”
，即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最基本的人生关系，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
，则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
这些概念在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学者那里已经使用，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套体系。
而且，先秦儒家也没有解释自己伦理哲学的逻辑依据，但汉儒在其经学研究中做出了回答。
例如，东汉班固编辑的《白虎通义》中就提到:“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公天也。
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
夫妻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
又谓:“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
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
义者，宜也，断绝得中也。
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
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
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
同时，儒学在汉代经师手里，也吸收、借鉴了其他学说的有关理念，使儒家学说的理论性得以加强，其主张更加适合时代的要求。
比如，汉武帝时候的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家，他在延承《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借鉴了战国以来阴阳学派的阴阳五行理论，建立适应帝国政治需要、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天人合一理论，提出了“五德始终说”
、“三统说”
、“灾异说”
等概念，为汉帝国政权承秦而来的合理性，以及君权至上、天下一统政治结构的合理性等，做出了理论上的解说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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