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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加强儒学的致用性，汉代的许多儒生或经师甚至对儒家典籍的具体政治效用，都做出了明确的、结构化的安排。
比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说: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智。
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关于儒家经典实用功能的分派:“《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汉代儒学在其学术内纯化、致用化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天人感应等概念，成为后代两千年封建专制政权的一贯理论基石，使得历代统治者都选择儒学作为各自专制帝国的官学，从而保证了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始终能够处于主导地位。
因而，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也自然会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
再结合其他因素，经学在汉代的兴盛以及在后代的继续，也便可以理解了。
三、经学的历史
经学在汉代建立起来之后，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
在漫长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经学是有兴衰起伏的。
按照其学术内容和方法上的演变，大体而言，经学可分为汉学、宋学两大类别。
从时间上讲，汉学主导唐以前之经学，宋学形成于两宋，而笼罩元、明二代。
至于清朝，则是汉、宋学的综合。
虽然其时经学大盛，但在学术内容和方法上，并未别开生面，在汉、宋之外另立一派。
从学术史上看，自汉到唐，经学始终保持着汉代时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学术论题和特征，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经学的汉学阶段。
汉代经学最突出的就是今、古文经学的纷争。
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分，最早是指儒家经典书写文字上的差异。
所谓今文，就是汉代时通用的隶书，而今文经就是用隶书书写、传授的儒家“五经”
。
所谓古文，指的是先秦时的籀书，在汉朝时已经不再使用，所以相对于隶书而言，自然是古文字了，而古文经就是指汉时用籀书书写的“五经”
。
儒家典籍在汉代之所以出现今、古文的差异，原因就在于秦朝时的“焚书”
之厄，因此汉儒收求儒家典籍有两条途径:一是凭记忆，靠背诵，根据由秦入汉经师的口授，用隶书重新书写出来，就成为今文经。
二是民间密藏的少量古本经书和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则是古文经。
今、古文经不仅书写文字不同，并且字句、篇章亦有一定差异。
在西汉中前期，认识古文的学者很少，古文经主要被藏在皇家秘府，儒生传习所用的大都是今文经，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所立的十四家五经博士，也都属于今文家。
因此，在汉宣帝之前，只有今、古文之分，但并没有今、古文之争。
到了汉宣帝以后的西汉末期，刘歆因为整理皇家藏书的机会，大量接触古文经书，遂提出把《古文尚书》（今已不传）、《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立为学官。
因为要立为学官，所以古文家必须创立新的解说，于是借今、古文经在文字、篇章上的差异，和今文学家分道扬镳，形成了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首先是一种学术之争。
大体上讲，今文学家比较致力于发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尊奉孔子为“受命”
的“素王”
，认为孔子整理《诗》《书》等书，是为“托古改制”
。
五经中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其引阴阳五行观念入儒学，直接导致了东汉谶纬之学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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