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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先秦时期是比较普通的第一人称用语，但从秦始皇开始，这个字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成为皇帝的专门自称用语，其目的也是在强化皇权的独尊性。
经的命名最初只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从汉代开始，经的所指出现了变化，先是因为《乐》的失传，六经缩失为五经。
然后，经的队伍出现逐渐扩大之势:在东汉时，五经因为加入了《论语》和《孝经》而成为七经;到唐代时，在科考取士中，又变为九经，即《诗》《书》《易》保持不变，《论语》和《孝经》不用，而《礼》分为《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唐文宗时，在九经的基础上，又取《论语》《孝经》和《尔雅》，并为十二经;再到宋代，因为孟子的地位被宋代的理学家们看重，《孟子》一书也加入了经的行列，经的范围最终定格为十三经（其后虽然还有二十一经、二十四经等说法，但都是一家之言，没有赢得普遍认可），而经部也与史、子、集等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组成部分，并一直占据核心位置。
这时，原来作为解经之作的传、说、记等，陆续跻身经的行列，经与传、说、记之间的原始界限消失。
这种情况似乎不符合六经命名的初衷，但却绝非无因所致。
因为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孔子删订的六经对汉人而言是古书经典;而那些出自后儒的传、说、记等解经之作，在东汉之后也日渐成为古书经典，列为六经一体也自然未尝不可。
二、经学产生的背景
经学在汉代的兴盛，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背景，还是从学术自身发展需要等方面看，都有其必然性。
首先，从社会政治背景看，在儒学独尊局面形成之前，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对选择何种思想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最高统治者一直在探求最适宜的道路。
先是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理论武器统一了天下，显示了以刑法治国的成效。
此时，包括儒学在内的其他学说遭到沉重的压抑。
然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二世而亡”
，使后继的汉王朝统治者看到，法家“可为一时之计，但不久长”
。
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推行“黄老之学”
，以道家“清静无为”
的思想为原则，实行无为而治。
此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道家学说及一部分法家思想，而儒家经过“焚书坑儒”
的打击后，在伏生等坚定的儒家学者的推动下，正从几乎被湮没的状态中开始复苏、发展。
整个汉王朝前期，在“无为而治”
的政策下，很快稳定了帝国的政治局势，并出现了“文景之治”
的兴盛局面。
但是，“无为而治”
的方针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突出表现为诸侯王势力强大，中央皇权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了“削藩”
的建议，结果却引来了七国之乱。
这种局面说明“无为而治”
已经走投无路，加强中央集权，重新选择新的治国思想势在必行。
而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
，上合君心，下合民情，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在社会教化上适合于强化宗法制的传统人伦关系。
于是，汉武帝在政治措施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思想上也采取了统一四宇的政策，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帝国上层下令，把儒家学说立为官方哲学，儒学由此取得了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是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己任的经学形成并走向繁荣的外在背景。
其次，经学在汉代的兴盛，也有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那就是汉代立经学博士的制度。
博士之称在战国时期的齐、鲁等国已出现，沈约《宋书·百官志》云:“六国时有博士，掌通古今。”
在秦国，博士成为常设之职，班固《汉书·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入汉以后，虽然在统治思想和理念上反思前朝，反其道而行之，但在实际政治制度方面，汉代颇多秦制遗留，博士之设亦如秦，“殆诸子、诗赋、术数方技皆立博士”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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