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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
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
（《与赵监》）朱熹强调“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理是本体，天理高于一切，陆氏则重“明本心”
，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绍兴二十一条），本心是道德原则的根源，是一种无形无体的主体精神，是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本心之理与宇宙之理是同一的，心即是理。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古往今来的人心都是相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心亦是宇宙的实体，而个体人的心只是这个宇宙本心的体现。
由此，陆九渊提出，要体验“本心”
，就要“解蔽”
（破心中贼）:“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
人心不能无蔽，蒙蔽之未彻，则日益陷溺”
（《与胡季随之二》）。
为了排除权威的定势，摆脱经典对人心的束缚，陆氏甚至还提出“六经皆我注脚”
的革命性口号。
也由此而被朱熹视为“好为诃佛骂祖之说”
（《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四、理学的延承期
第三阶段是理学的延承期，这一阶段朱熹的学术思想被奉为正宗，在南宋一朝有永嘉学派与其相辩争，到元明之世程朱理学终被尊为官方政治哲学，尤其是明初开始以程朱学术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朱学独尊已经俨然成为其统治思想的主要形态了。
在南宋孝宗时，朱熹在与陆九渊论争时还要与持“道在事中”
的事功派学者陈亮进行论辩。
陈亮虽然非常钦佩朱熹的学识、人品与才干，但是对朱熹“理在事先”
的观点，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世之学者，既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
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
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有得，岂不可哀也哉!”
（《与应仲实》）这正是针对朱、陆“安坐感动者，实真腐儒之谈”
（《又癸卯秋书》）的反驳。
到南宋宁宗嘉定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立《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于学官，理宗淳祐元年（1241）又以朱子配祀孔子，朱学已经成为官学的正宗，陆氏心学及其他与朱学相左的学术皆沦为旁道支流。
在朱学被奉为正宗之后，与之观念不同而能够并立的，是与陈亮学术相近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熙丰时候承接二程的“九先生”
（周行己、许景衡等），后来发展到事功派的先驱薛季宣及其弟子陈绍良，开始与伊洛传统相抗衡，到叶适批判朱、陆之时臻于大成。
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堪称是一部在浓重的理学思潮之中产生的传统思想批判书。
他批判佛学曰“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三《唐书六》）;批判道家则曰“尽遗万事而特言道”
“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
（同上卷十五《老子》）。
对孟子、董仲舒以及朱、陆诸家儒学，叶适也予以很多批评:“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
（《水心文集》卷五《进券·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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