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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起源论。
商鞅认为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与传统的天命论相对立，而且他企图从财产关系上去探讨法的起因。
第二，变法论。
商鞅把人类社会分成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世”
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是动态发展的。
因此，商鞅认为礼、法等应该随时代而变，才能有效治理国家。
他还从人性皆好利恶害的角度，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认为统治者只有根据人的这种本性来制定赏罚办法才能统治人民。
第三，法治论。
商鞅认为，统治者想要巩固政权并进而成就霸业，唯一的办法是摒弃礼治，实行法治。
他极力主张以“法”
代“礼”
，因为在他看来，法可以确定事物的权利名分，法可以富国强兵，法还可以制止叛乱行为，只有实行法治才是富国强兵的唯一捷径。
第四，赏刑论。
商鞅主张治国必须赏、刑并用，最好是“重刑少赏”
，最终达到“以刑去刑”
的目的。
第五，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
商鞅主张用耕战思想教育人民，统一人民的言行，极力反对儒书儒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主张成为秦始皇“焚书坑儒”
思想的先导。
至于韩非子，则是后期法家的代表，也是整个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生卒年约在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人，为宗室贵族。
他的思想“本于黄老”
，但不同于老子，而成为典型的“刑名法术之学”
。
他曾经师从荀子，但却走上了批判儒家的道路，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和李斯是同学，李斯自认为自己的才学比不上韩非子。
韩非子“为人口吃”
，不善说辩，所以不能像战国时代其他许多士人那样，以自己的学说去到处游说。
但他富于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遂潜心著述，对之前的法家学说进行了总结，成为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法家理论家。
韩非子虽然政治见识非凡，但他在韩国并没有得到重视。
后来，韩非的著作流传到了秦国，秦王政读到书中的《孤愤》《说难》后，十分佩服，感慨道: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一起畅谈，可以死而无怨了!第二天，他让人叫来当时任廷尉的李斯，让他看自己刚读过的这两册书，询问是何人所作。
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的同学韩非的著作。
于是秦王急忙发兵攻韩，向韩索要韩非，韩王遂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非来到秦国，秦王政很高兴，和韩非促膝畅谈天下大事。
当秦王询问统一天下大计时，韩非劝秦王不要先征伐韩国，应将赵国先消灭掉。
秦王以为韩非存有私心，便开始对他猜疑，置之而不重用。
这时，李斯、姚贾因嫉妒韩非的才能，且害怕韩非子会代替自己在秦国的位置，就乘机进谗言诋毁韩非，说韩非本是韩国公子，终究是为韩着想而不为秦尽全力。
如果秦王不用而放他回韩国，将给秦国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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