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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唐、宋以后，元、明两代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期，尽管存在着民族歧视与压迫，但元世祖的汉化政策，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也表现了文化融合的总体趋向。
元代，蒙古军队的征战带动了民族的迁徙和融合。
不少汉人远徙边疆各地，而西域各民族也随着蒙古军队来到中土并长期定居。
如元初曾调动汉民在岭北大规模屯田、大量蒙古族则迁居云南、河南、湖北、江苏等内部地区。
另外，诸多蒙古贵族也在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脱脱等大臣的汉化程度都非常高。
同时，各民族的融合仍在进行，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等新民族的形成，便是蒙、汉、藏、维吾尔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回回也逐渐壮大，至明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这些新兴民族均体现出其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归附，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依然采取学习和推崇的态度。
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已提升到一定高度，如中央设立了国家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驻军以保证安定团结以及恩威并施、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等，都从各个方面促进着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中原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同化不断进行，而游牧民族的精神文明也继续汇入整个中华文明中，共同带动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就文化发展进程而言，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至汉、唐达到极盛，尤其是唐代以帝都长安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对“胡文化”
（如胡曲、胡舞、胡语、胡服、胡店、胡姬等）的兼容，更是这种文化交融的集中表现。
而论其文化内涵，中原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最大的影响是促进其礼治化进程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亦体现在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经济生活、衣着服饰与日常起居多方面，尤其是游牧民族之“尚武”
精神对汉、唐帝国的激励，均丰富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
三、中国与亚洲
中国古代与亚洲诸国的往来，因交通比较便利，肇端在文献记录之前。
而史籍所载西周武王克殷后曾“封箕子于朝鲜”
（《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居异域则“教其民以礼义”
（《汉书·地理志》），是可信的。
而《国语·齐语》中也有“倭人贡鬯”
的记载。
特别是到秦汉时代，中华文明伴随东方帝国的崛起，历隋唐而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不争的事实。
意大利学者艾儒略（GiuliosAleni）于明代万历年间来中国，历三十余年，其间在杨延筠协助下完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著《职方外纪》，其卷之一《亚细亚总说》开篇即云:“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
……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曰回回，曰印第亚，曰莫卧尔，曰百儿西亚，曰度而格，曰如德亚，并此州巨邦也。
海中有巨岛曰则意兰，曰苏门答腊，曰爪哇，曰渤泥，曰吕宋，曰马路古。
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
中国则居其东南。
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
由地域论及文化，可见其推崇之意。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丝绸便已传入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
《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将中土的丝织品及黄牛等物产带入西方，反映出当时人对中亚、西亚的认识。
另外，中国的丝织品在5世纪就已远销波斯市场，亚历山大东侵印度时也见到了类似丝绸的绢。
秦汉时代，与帝国政府有经济文化交往的国家有中亚、西亚诸国（大月氏、大宛、康居、安息等），大秦（罗马帝国）及南亚诸国（身毒、天竺、缅甸、越南、马来半岛、印尼列岛等），东海、南海诸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辰韩、弁韩、马韩等）。
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使汉朝与西域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交流频繁，尤其是途经安息的丝绸之路更为兴盛。
另外，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朝与身毒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东汉明帝遣使赴天竺求佛法则促进了佛教的传入。
此外，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人口流动就很频繁。
西汉与卫氏王朝有所往来，东汉与辰韩、弁韩、马韩建立了关系。
尤其是东汉末年，因战乱从中国逃亡至韩的人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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