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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北朝政权多属游牧旧族，随着北方建立起以汉、匈奴、羯、氐、羌等族为主的政权，大量游牧民族迁居内地，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融合**。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持统治，不仅注意起用汉人，而且表现出对以汉文化之礼制治国的热情，尤其重视研习儒学，使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社会文化在更高层面进行着交融。
前赵的刘渊、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圭等统治者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注意发展农业的“以汉制汉”
的政策，对恢复经济、巩固封建政权大有裨益。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个侧面鲜明体现出中原农耕文化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促进了鲜卑旧族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各方面与汉文化的逐渐统一。
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也通过与汉民族的互相杂处和融通，日益减少了民族差异性，不仅使汉化程度显著加深，民族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而且还出现了迁徙各族之间融合的现象，如屠各族便是匈奴和汉族融合的结果。
另外，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汉文化，其发达的畜牧业、农产品、各种“胡”
物以及语言、文学等“胡”
风特色等都广泛存在，为汉文化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另外，北方的长期战乱造成大批汉人南迁，客观上带动了南方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汉族的融合。
长期以来，居住于南方的各族被华夏民族冠以“南蛮”
之称，这种夷夏观念制约了我国对南方的开发和认识，但“厚德载物”
的通融观又使得中原农耕文明在各个时期都影响着南、北各族。
准确地讲，南方民族不属于游牧民族的范畴，而属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即他们多居住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
但从广义的民族融合和交往的角度来看，他们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却值得一提，也显示出中原农耕文明对南方土著文明的影响。
东晋、南朝的建立为南方引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是江南得到显著开发，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不少东晋以前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千亩良田，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制瓷业等手工行业和商业往来也日益兴盛。
更重要的是，居住着蛮、爨、傒、俚、僚等少数民族的西南、岭南地区也因为汉人的入住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
如汉人进入湘、广俚族聚居区便促进了广州的逐渐发展，而白蛮、西爨的出现则是汉人夷化的结果。
同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迁徙或被掳掠至汉人居住区的情况也多有发生。
从总体上说，北方政权的汉化与南方各民族的融通，是在相对动乱的时代中出现的民族融合的可喜景象，两种文化的渗透与交往悄然进行，农耕文化在不同方面改造着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的特色也被中原文明所广泛吸收。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唐朝开放国策的实施，使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及矛盾冲突更加显著。
首先是胡、汉各族的融通成为历史主流。
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四大都护府的建立贯通了中亚交通，为发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基础。
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记载，唐代的胡食、胡床、胡服、胡乐、胡舞盛行一时，在开元、天宝时达到最**。
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贸易交往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有序进行，其中长安的西市便成为胡、汉各民族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
另外，唐代各民族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
李唐皇室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唐初帝王中就有连续三代与鲜卑族通婚的现象，唐王室中的大量嫔妃也多带胡族血统。
另外，唐朝的“和蕃”
政策以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胡、汉通婚现象也成为人民生活各方面显示出强烈“胡化”
特征的原因。
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这也使唐太宗在历史上有“天可汗”
之称，充分证明了唐代外族对中央政权的强烈归属感。
此外，突厥、吐蕃等周边强势民族的强大与频繁进攻以及安史之乱的发生又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族关系的复杂和胡化汉人力量的强大。
尤其是吐蕃攻陷安西、北庭，切断了唐同西域各族的联系，而藩将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大量出现等都体现出胡汉各族交融、成长及冲突的复杂关系。
但综合而言，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少数民族逐渐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中，至唐代鲜卑、氐、羯诸族已逐渐在史籍中消失，新型的民族关系和复杂的民族斗争演变成为新的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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