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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则可以追溯至徐福东渡的传说。
至西汉武帝时设乐浪四郡后，汉朝更加强了与日本的联系。
图6-1-3日本遣唐使图
自东汉至魏晋，这种交往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拓展，其如波斯、大秦、印度、师子国以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已覆盖整个亚洲。
南北朝时期，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国来往频繁，尤其是北魏和西魏时期，萨珊王朝曾11次遣使来华。
三国、西晋时期，中国和大秦的往来则多限于民间交往，至北魏洛阳则有大批东罗马商人来华。
另外，北魏宣武帝时期和南朝都与印度笈多王朝有密切的外交往来。
至于师子国，东晋僧人法显往天竺取经，曾途经师子国并居住两年;东晋至梁朝，师子国也有使节通过海路到达中国。
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其中包括金邻、顿逊、狼牙修、扶南、占婆、诃罗单、婆利、干陀利等国。
东吴时，占婆曾派使节赠送“金指环于吴王”
（《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引《林邑记》），西晋至南朝，扶南国也曾先后二十多次遣使来华;法显取经归途中，则曾在干陀利停留数月之久。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中国，以其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周边诸国。
尤其是朝鲜和日本陆续吸收汉文化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学和佛学也陆续传入各国，中国式的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等，也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是中国与亚洲文化长期往来、交融的结果。
佛教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
原始佛教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
其中之一认为始于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
。
东汉时，佛教已开始在上层社会流传，至三国时民众多有信仰，而东晋、南朝时期更有“南朝四百八十寺”
的说法，足见其兴盛程度，佛教也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
梁武帝四次舍身佛门表现出贵族阶层对其崇奉的程度，而中外僧侣的往来又从另一方面不断推动着佛学的发展、促进着双方的文化交流。
其中法显西行求法，其《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等南亚三十余国交流的重要史料;鸠摩罗什等高僧的译经活动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进程。
另外，魏晋玄学也是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随着隋、唐帝国的再度崛兴，中国与亚洲周边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唐代首都长安呈现的高度繁荣，既吸纳了诸多外来文明，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城市，又推动了全亚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上。
而以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华为一象征，显示出当时亚洲诸国对中华文化的效习与钦慕。
隋朝，日本就已先后四次向中国派遣使臣。
至唐代，从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遣使来华起至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了19批遣唐使，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可谓盛况空前。
以阿倍仲麻吕及鉴真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传入日本，尤其是文化、制度方面的经验。
如日本仿照隋、唐国家制度等，通过大化革新（646）改革其经济、政治结构，加速了国家的发展和振兴。
而鉴真和尚历尽千辛万苦、六次东渡的故事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另外，唐朝还有很多新罗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还在中国获得了功名并长期留居中国，崔致远便是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中国从各方面向世界展示着其博大的气象和璀璨的文化，中国的物质文明（纸张、钢铁、毛皮、动物、纺织品、陶器、茶叶以及珍奇异宝）不断吸引着诸国使臣与商贾，而其科技、艺术（如诗画）更是流布广远，影响巨大。
如果说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还带有原始佛教的痕迹，具有外来文化色彩;那么到了隋唐时代，则不仅为中国文化系统吸收，而且还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学，成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并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
唐代的译经活动极为兴盛，不少僧人不远千里西行求法，其中以玄奘最为著名。
其在外十七年，“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
，并陆续译经七十余部，笔法严谨，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其著作《大唐西域记》记述沿途国家及地理情况，对研究中亚、西亚、南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唐代朝鲜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兴起，其中如朝鲜华严宗、新罗法相宗、禅门九山和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奈良六宗及净土信仰等，无不由中国输出，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佛教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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