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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苛税终将严重地影响他们自身的收入。
法国今天仍有贡税，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一例。
贡税是加于假定的农民利润的一种税，它是根据农民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估定的。
所以，农民为自身利益计，尽可能装穷，结果，他耕作所用的资本必减至尽可能少的程度。
至于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就以减少到零为宜。
即使法国农民手中积蓄了一点资本，亦将因有贡税，而不愿投到土地上来。
贡税事实上几乎等于禁止农民把积蓄投资于土地。
此外，此种赋税被认为会令交纳者蒙受耻辱，使其地位降至绅士甚至市民阶层之下。
可是凡是租借别人的土地者就要完纳这种税。
绅士，甚至有资产的市民，都不愿受这种耻辱。
所以，施行这种赋税的结果，不仅使从土地方面蓄积起来的资本不用来改良土地，而且使所有资本都不用来改良土地。
英格兰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就它们对土地的影响来说，似乎是和贡税同一性质的税。
在这所有害农政策之下，要耕者来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阶级的人民，尽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
农民与地主相比，犹如借钱经商者与自己出资经商者相比。
固然，无论是借资经商，还是有资本亲自经商，只要他们的行为一样慎重，他们的资本就都可以增进，但因借钱经商者的利润有一大部分归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钱经商者的资本的增进，定要迟缓得多。
同样，与地主比较，即使行为一样慎重，佃农耕地的改良，亦要迟缓得多；因为大部分的产品被地租侵蚀了。
如果农民是土地所有者，他本来可以用这部分钱来改良土地的。
此外，农民的地位，当然比地主低。
不仅如此，欧洲大部分地方，把农民看做下等人民，地位甚至不如匠人和技师。
在欧洲所有地方，他们的地位都低于商人和工厂主。
世上有几个大财主愿舍弃高的地位而与下等阶级的人民为伍呢？所以，即在现今，欧洲人的资本，仍很少会由他业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
也许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英国资本转到农业方面来改良土地的，比较多些。
但即使如此，投向耕作的大量资产也是来自耕农。
而较之其他行业，这种资产可能是积累最缓慢的一种。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所有国家里，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农和大农。
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的这种人群也许格外多。
据说，在荷兰共和瑞士伯尔尼共和政府统治下，农民的地位，亦不亚于英格兰农民。
即使在最有利的法律下，农民也处于不利的地位。
除上述外，欧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的地方，不论是由地主还是农民进行。
（一）未经特许，谷物输出一律禁止。
这一点似乎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制度；（二）限制谷物甚至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实行禁垄断禁零售禁囤积种种谬法，确立集市市场的特权。
我说过，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为世界最大帝国的中心地，然其农耕的进展，亦不免因禁止谷物输出和奖励外国谷物输入而受到许多阻碍。
至于土地没有那样肥沃，位置没有那样有利的国家，其耕作事业会因限制谷物的内地贸易和禁止谷物输出而受到何种程度的阻碍，就难以想象了。
普通禁止谷物出口和限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是对农业的进一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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