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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农民的这种租地权，在很长时间里是不稳定的，直到今日，欧洲有许多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
土地换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满，也可合法地把农民逐去。
在英格兰，地主甚至可以依据虚构的普通退租法解除租约，取回租地。
如果地主使用违法的暴力手段驱逐农民，农民所能凭借以获取赔偿的诉讼章程，也是极不完善的。
农民并不一定能重新得到原来的土地，他们通常只能获得损失的赔偿，而且所偿决不会等于所损。
在欧洲，即使英格兰这样一个自耕农民颇受尊重的国家，也是直到亨利七世十四年，才立改佃诉讼法，使佃农不仅得赔偿，并能恢复借地权，虽然这种要求，不一定由一次审问而审结。
这个诉讼法，施行极其有效，以致近年来，地主若要为占有土地而起诉，他常常不用地主名义按权利令状起诉，而常常用他的佃农名义，按退佃合状起诉。
因此，在英格兰，佃户的安全保障不亚于地主了。
此外，英格兰又规定，每年纳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终身租地权就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耕农既大部分有这种终身不动产，而政治上的势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轻视他们。
我相信，欧洲除了英格兰，没有一个地方的佃农，未立租地权约，便出资本建筑仓廩，不怕为地主所夺。
这种十分有利于农民的法律风俗，所起的促进现代英格兰伟大光荣的作用，或许比人们引以为傲的所有商业规程还要大。
据我所知，保障最长租期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的法律乃英国所特有。
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去。
但当时，限定承继人不能长期出租土地，一般不能超过一年，这使得它的有利影响受到了诸多阻碍。
最近，国会虽然立法补救，但这些束缚仍然过于严厉。
此外，在苏格兰，租地人又因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所以自耕农不像在英格兰那样，受到地主那么大的重视。
苏格兰的法律不是那么有利。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虽亦有保障佃农权利，使不受土地承继人和购买人的损害，但这种权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
例如，法兰西初定租期为九年，近来才延长至二十七年。
但二十七年的期限仍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励佃农进行各种最重要的改良。
我们知道，欧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者。
土地法都是为地主利益打算的。
他们认为，先辈不应把土地长期出租，使得他们长期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价值。
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浅。
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规定，一定会妨害改良。
结果，一定会妨害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佃农不那么安全。
古代，农民对于地主，除了纳租，还须提供各种劳役。
那种劳役，既不明定于租约内，又不受任何规定支配，只要庄主诸侯需要，就得随命随到。
这种随意而定的劳役，使佃农不知受了多少苦。
苏格兰取消了租约中未曾注明的所有劳役，短短数年间大大改善了自耕农的生活。
与私役一样，自耕农要服的公役也是随意而定的。
我认为，筑路补路就是处处存在的一种劳役，尽管它因国家不同而压迫程度有异，而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
在王军或王公过境时，当地农民，又有提供车马粮食的义务，那虽然会有代价，但代价却由采粮官决定。
我相信，在欧洲各君主国中，只有英国一国，完全取消了粮食征购。
法国和德国，都未曾消除。
和劳役一样，自耕农要交纳的公共税收也是没有规章的。
古代贵族，虽不愿在金钱方面给君主以任何帮助，但听任君主对自己的佃农征收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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