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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唯一通用、唯一精确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用来比较不同货物价值的唯一标准。
大家都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不能用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真实价值。
我们也不能用谷物的数量来衡量从一年到一年的这种价值。
然而用劳动量我们则可以精确地估算它们的真实价值，不论就一年到一年来说，还是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说。
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是一个比白银更好的尺度，因为同等数量的谷物可以换取同等数量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
反之，就一年到一年来说，白银则又是一个比谷物更好的尺度，因为同等数量的白银可以换取同等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
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在订立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中虽然可能还有些用处，但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买卖中，却没有什么用处。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所有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彼此都保持准确的比例。
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售卖一种商品，所得货币越多，那么在那个时间，它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亦越多；所得货币越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亦越少。
因此，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精确尺度。
然而，也只是在同一时间地点才是如此。
而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彼此就没有准确的比例了。
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数量和出售商品可换得的白银数量之间的差额。
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可能支配比在伦敦用1盎司白银更大的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及便利品。
因此，对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出售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比起在伦敦以1盎司白银出售的所有者，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
可是，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购买某一商品，后来在伦敦能以1盎司白银的价格售出，他通过这笔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仿佛伦敦和广州的1盎司白银价值完全相同。
至于广州半盎司白银，比伦敦1盎司白银，能够使他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大数量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于他来说是不重要的。
在伦敦，1盎司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2倍于半盎司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
由于所有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涉及价格的几乎所有交易也受其调节，所以，人们多关注于名义价格而非真实价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在本书里，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不同真实价值，或者说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期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不同程度的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
这样，我们所要比较的，与其说是出售特定商品通常可得的不同数量的白银，不如说是不同数量的白银所能买得的不同劳动量。
然而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和相距很远的地方，当时的劳动价格是很难精确地知道的。
正式记录谷物时价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对于谷物时价，人们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而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也经常注意谷物时价。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必须满足于使用谷物的时价，这不是因为它总是同劳动的时价保持完全相同的比例，而是因为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一比例的最佳近似值。
我在后面将做几种这种比较。
随着产业进步，商业国发现用不同金属制造的货币有利于流通。
巨额支付使用黄金，小宗买卖使用白银，更小的交易使用铜或其他粗金属。
然而，人们总是在这三种金属中认定某一种比其他两种更具价值的尺度。
而他们选中的那一种似乎都是首先用作商业媒介的那种金属。
当人们没有别的货币时，他们必须这样做。
但是一经被采用作为它们的本位后，即使需要已经不同了，他们也必须继续使用。
据说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五年内才开始铸造银币，在这之前只有铜币，因此铜币就似乎一直作为该共和国价值的尺度。
在罗马，所有账目，所有财产价值，似乎都以阿斯或塞斯特斯（Sesterce）计算。
阿斯一直是铜币名称，而塞斯特斯一词表示两个半阿斯，尽管塞斯特斯原本是银币，而其价值常以铜币计算。
所以，在罗马，一个很有钱的人，通常被说成一个有很多铜的人。
至于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北方诸国，在定居之初，似乎采用的也是银币，直至此后的许多个年代也没有金币和铜币。
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时，英格兰也只有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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