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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只知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遂将行军里程或阵地区分乱画一通的笑话，在抗战中的地方部队，也曾多次发生过。
军队自军阀社会转型而来，一些行伍将领尚未转过弯来，自以为“枪杆子第一”
的老粗带兵官，竟然将参谋官视为赘疣。
直到抗战中期，部队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如此一来，参谋的地位也在微妙变化之中，当初那些瞧不起参谋的老粗带兵官，又传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参谋纸上画”
的军谚。
作战幕僚地位逐渐得以加强，参谋职权随之受到尊重。
而参谋的晋升也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曲线，由参谋调升带兵官，再由带兵官调升参谋官。
这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能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指挥作战颇为得心应手。
一种是直线，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
抗战军兴，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与旧军队已有较大区分。
首先是作战计划切入主角，改变以前幕宾的角色；其二衔级提高，如军参谋长军衔与下一级主官等同，以下类推。
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
这一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
香港作家张赣萍先生出身新式军校，他回忆受训时的情景，说有某兵学家虽是参谋专材，却无作战经验，在某次大会战中，我军分五路应战，这五路部队的作战计划，都是由他一人拟订；他本着如臂使指的原则，拟具计划。
结果其他四路部队均打胜仗，只有他自己指挥的那一路部队打败仗。
有人问他原因何在？那人的回答可妙，他说：“这只怪敌人不按照我的计划打呀！”
张赣萍以为，事实上就是由于他只能纸上谈兵，缺乏实际作战经验所致。
另外还有在拟订计划时信心百倍、攻击精神十分旺盛的参谋长，听到敌人打到司令部附近来的时候，吓得走路都走不动，要由卫士搀扶上马逃生。
张赣萍也曾见到过，那些不学无术，或有勇无谋的带兵官，他们连作战计划都没有，或不按照作战计划行事，就是凭着匹夫之勇，而乱打乱杀一通，招致无谓的重大牺牲。
（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
陆军大学的学员班或将官班，只是培养师司令部以上参谋长的高级幕僚训练学校，也是抗战期间最高军事学府。
对各级司令部各分科的中、下级参谋人才训练，先有一个“作战参谋训练班”
附设在陆军大学之内，后来才有“军令部情报参谋班”
的设立。
一些军校优秀毕业生，会再考入情报参谋班受训一年或更长时间。
抗战中后期，部队参谋工作体制向美军靠拢。
按照美军的定义，参谋被分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普通、特勤、其他等分工形式。
广义的参谋还包括技术等人才，狭义的就是与作战有关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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