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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战时幕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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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又有战时幕僚团的建立。
战争开打了，对方来者不善，海陆空大打出手。
范围逐渐扩大，我方对军政幕僚的需求顿然增加。
陈布雷回忆说，涉及战争的各个专门问题需要搜集资料，分类研究，交由中枢甄别取舍；各方所上条陈以及请示之文件，由于量大，须有专人签拟，然后交由统帅审查决定。
当时国中各方有志之士，自愿投效者很多，亦应有专门机关从事延揽。
遂由陈布雷出面，请示蒋介石，获准在军委会内设置参事室。
早期以朱家骅为参事主任。
不过对此参谋团，陈布雷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早在抗战前三四年，熊式辉等人就力劝蒋介石，要在蒋介石的周围组织类似智囊团的机构，而陈布雷主张慎重从事。
他认为，智囊团本身的延揽，就需要有高人主持，假如见闻不广、心思欠周之人得任幕僚职位，就纯粹是多一累赘。
他以为，先前不久的南昌行营的设计委员会，作用就不大。
陈布雷直言，智囊团这种名称，他始终以为不适合用于中国。
但是参谋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以为，可以延揽具有专门学问者、通晓政理者若干名，以备咨询，而战时已有各种专门军事参谋机构，已经足够。
抗战期间的幕僚考选
抗战期间，对于军政首长的青年幕僚的考选，当时任何应钦参谋的陈桂华曾谈道：“何敬公要求参谋的条件是要学校成绩好，会写文章。
何敬公是参谋总长，有很多讲演和讲话，参谋要会帮他写稿子。
我陆军大学毕业考前几名，我还参加军事论文比赛得过第一名，所以，他选了我去。”
那时候，他和汪敬煦都是何应钦的侍从参谋。
他本人是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生，1940年考取陆军大学，1943年毕业，8月开始给何应钦将军做侍从参谋，前后有六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时，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有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先是何应钦。
另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也是蒋介石，参谋长是美国的魏德迈，底下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
幕僚文化素养，显然是考选的重要一环。
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有的部队害怕面对记者，害怕负责任，于是干脆就说，打仗都来不及，哪有闲工夫来招待记者啊。
前线将领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是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有一次曹聚仁在开封访问孙殿英，他就不懂得新闻记者为何要采访，后来经过他的幕僚解释才和新闻界谈起了战场上的掌故。
有一天晚上，他在会场上作朴素的演说，他说道，别人没做过汉奸，不知道汉奸的滋味，“我孙老殿做过汉奸，尝过这味，以后孙子王八蛋才做汉奸”
。
曹聚仁说这是英雄本色，脱口而出，是很好的新闻材料。
孙殿英这样的人，如果遇到好一些的幕僚为之策划，会少干一些坏事，并可善用其勇，否则只是一味的莽撞。
当时中高级将领中的文化素养较高，但是军队的下层和底层就很成问题了。
曹先生举例说，有的哨兵检查记者的通行证，倒持着那张证纸，乱看一阵，糊里糊涂就扣住了，糊里糊涂就放行了，中央社记者曾在湘西被扣，真使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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