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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蒋先生对杨永泰有些疏远。
二陈又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他们所展现的团结，绝非道德意义的团结，而是一切以利禄为考量的实用主义的团结。
他们出于避害趋利的本能，在知道大势已去之后，选择了一种最能够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式，采取了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措施。
也正因此，他们在所谓团结的幌子下，不仅会从此掩盖己方同僚一切的瑕疵，还会全力以赴地为他披挂上阵。
显然，精于政治算计的政学系要员，要比其他派别更重技术，更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道理。
在选票不成其为资源的旧政治时代，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即使到了民治时代，其行政方法在选举技术上仍不会失传。
只不过，到那时，寡头政客的作用就有了莫大的局限性，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完全不再适用。
相对军人嵌入地方政治，张发奎的一段议论振聋发聩。
政学系的大员们看了，会不会羞愧难当？也许他们无动于衷。
政学系干员多兼有军、政两方面的身份，宛如蝙蝠，难以分辨。
《传记文学》整理出部分《张发奎口述自传》，其中谈到，当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
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
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
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
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
我感觉军人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
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
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
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
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
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行政专才张群
政学系一些幕僚急于表现，因而歪曲现实、曲解情报，以一己之念遮蔽真实情状，甚至不惜“请鬼抓药方”
，展开有利于自己的攻击。
张群尚无此种荒唐的作为。
他是稳重的，体谅的，老于行政经验的。
他的谋略之启发，也较多得力于他对人情世故的观察研磨。
同为政学系，如说杨永泰是老狐狸，工具、手段或策略皆不问好歹，而张群就较为委婉，稳当的处理之中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转圜。
出谋划策，均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
抗战军兴，刘湘出川，张群则代之为省主席。
1941年，他曾在省政府的一次行政会议上，见华阳县征收局局长郭某以巨长烟杆吸食叶子烟，即在台上严厉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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