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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行营时代，地位升到极顶。
张群在这时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
陈布雷亦于此时入幕。
这是一个档次很高的幕僚班底。
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
黄郛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
李宗仁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道，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
。
当时武汉的报纸对他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他早年和蒋介石换贴是拜把子兄弟。
蒋总司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郛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都不要了吗？（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三十二章）
张发奎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
，譬如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
政学系影响近现代中国政局不可谓不大。
北洋系垮台后，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坛，唯有政学系则门庭刷新，人才于行政方面颇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黄兴因意见保留而赴美，居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
先后追随之者，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
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民国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学会。
次年，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来和其他政团抗衡，其中骨干如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颇为活跃，但与黄克强先生已毫无关系。
1931年胡汉民通电指摘南京当局电文中特别提起政学系云“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
杨永泰、章士钊、汤漪之流，或依附军阀，或假借文字，以反对吾党及诋毁总理者，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十年粤军援桂，杨永泰受北洋军阀伪命，亲赴雷州就安抚使伪职，抗拒义师，为桂逆张目……”
这样的斥骂并不影响他们的纵横捭阖，自1929年杨永泰得到黄郛、张群的引掖，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
杨氏余次拼命表现，对政治军事问题，颇多建议，每被嘉纳，加以李根源、章士钊住居苏州、上海两地，常为杨氏制策，相得益彰。
政学系落寞不久，又趋于卷土重来的境况了。
雷啸岑先生说，政学系没有组织的形式，完全是以人事关系为生存发展的基础，他们殆如蜘蛛结网，随处蔓延，不露痕迹。
端赖领导得人，肆应有方，无形之中构成一种潜力，称雄政坛，以争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
从民国六年以至大陆易帜的数十年间，政学系在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革命政府之下，皆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兼而有之，主要是人才关系。
因为他们注意吸收一般没有既成的政治派系背景的人物，而这类人在政治社会占着多数，即不乏才智之士，尽入彀中，此政学系之所以成为不倒翁也。
（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
CC派人物对政学系的反击。
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出面或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
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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