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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总是想以自己的谋划、点子得到主官的认可，以便施行，惠及社会，影响时局。
戴季陶投江，便是道不行，为时世所阻，而生发沮丧情绪之后果。
当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很快写成文章，标题为“孝”
。
他认为孙中山是孔子之后弘扬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人，三民主义是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基础的。
不久，他完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不到两个月又写成另一著作——《国民革命与国民党》。
他认为民生学说的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
当时瞿秋白和恽代英对他很反感，就写文章批驳他，而1925年11月下旬的西山会议，国民党的右翼也因为观点分歧，冯自由、马君武等人派打手将他揍了一顿。
季陶认为老右派们思想糊涂，观念落后，并在一定范围内散布不要选举他们的言论，所以这些人都怀恨在心，因而他也没有参与西山会议。
到了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他曾对邹鲁说，对盲动分子不用快刀斩麻手段对付，如和他纠缠，将来我们革命党终要遭他一次大大的挫败。
（见《戴季陶文存续编》，273页）
他将盲动分子都称为狂人，他说，狂人不能与之论理，唯有施之以拘禁惩罚。
1927年春，他往日本访问时发表过斥责瞿秋白的言论，他说，对这个肺病鬼的无端攻击，他不想理他（见夏衍《懒寻旧梦录》，110页）。
1926年夏天起，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即以三民主义为学校的最高准则。
他说，不要学洋八股，要发展纯正的科学实业教育，他推崇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
因为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但他认为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文明史上很有价值的思想结晶。
他认为在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最大的弊端是抛弃了仁爱、忠恕的民族道德。
1927年春，北伐战争迅速推进，他被派到日本探寻口风。
当时夏衍在日本，他因人介绍与夏相熟。
因夏有办事能力，戴公将其当秘书使用，他每天的情况，被夏衍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汇报。
戴公自认为心思缜密、精细，却被人监视而不自知。
他在1928年写成《日本论》这部精练的专著，对日本的民族性分析得相当透彻。
1927年夏天，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相继担任宣传部长、中央执委常委、考试院院长等。
戴季陶认为蒋介石具备领袖的象征意义，并在实行、宣传方面周到妥帖，承先启后，“为总理正统相传”
。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他在精神上偏向蒋，与蒋共进退。
两人合作的早中期，他最敢于向蒋介石进言，甚至大吵大闹，临了还能复归于好。
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催促蒋介石从浙江赴广东辅佐，蒋介石因与陈炯明闹意见，而拒不起程。
先生恼火，即由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
他们早年为患难之交，起初，思想主张也相近似，是以蒋介石对之甚为倚重。
蒋得势后，常以不菲钱财予以资助。
蒋介石的地位彻底巩固后，他们的友谊才有所分解，隔膜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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