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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黄出于战略或仁民爱物之考虑，对袁世凯多有褒扬和期待。
而戴季陶单刀直入褫其画皮，拒不为其所迷惑，很快，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胆略、眼光确有超常之处。
胡汉民左右权衡，黄兴又鼎力促之，遂加让步，“和议若不成，唯有割腹以谢天下”
！
黄兴复汪精卫函：“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
并劝中山先生“禅位于袁”
。
（《黄兴集》，94页）
汪精卫更不可理喻，他直是逼宫，所说极不成话，谓中山先生“岂欲做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
。
（《辛亥革命回忆录8集》，419页）
章太炎也推波助澜。
所以，当时睿智、坚定且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轻的报人，他们多是孙先生的幕僚和助手，当时在党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赞扬陈其美刚毅、坚韧，他更推崇朱执信的崇高、纯洁。
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间，他和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
因为孙中山原来的高级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意见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见异思迁、倒向北洋军阀的，这样戴季陶的作用就显得更大了。
他在日本期间参与主办《民国》杂志以外，还帮助孙先生处理各种事务。
有一次，几个印度人到日本拜访孙先生，戴在外屋告诉他们说孙先生不在。
孙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请回印度客人，同时责怪他自作主张。
他在日本期间，经济上很不宽裕，一些同盟会的老人衣食都有困难，还有因为天冷无法取暖而生病的。
他和陈其美曾经从日本到东北，联络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连活动近两个月。
1917年8月，戴公又被任命为民国大元帅府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孙中山护法，不久因为军阀的排挤，只有流徙上海。
在上海期间，他大力支持五四运动，另外写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
他这期间写的文章启蒙色彩相当浓厚，批评北洋武人政府，抨击封闭迷信式的国粹研究。
他在1919年9月写的文章，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
他认为那些从事政治和投身政法运动的人不要企图以义和团式的政策来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图以欺诈的手段、焚书坑儒的政策压制人们的诉求。
他也曾改变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需要革命的主张。
较著名的表现在《学潮与革命》这篇文章中。
（见《戴季陶集》，11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20年代的中期，他也曾同情陈独秀等人，甚至在《星期评论》杂志遥相呼应。
1922年的六七月份，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代表到了上海，拜见孙先生，请他派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法。
秋天他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不知何故，此后他的精神恍惚不安。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戴季陶似乎觉得公、私两方面都前途茫茫。
就在前往宜昌的江轮上半夜三更投入江中自杀，后被农夫搭救，当天住在农家休养。
农夫还把他带到江湖上很有势力的亲戚家中热情招待，也就在这个时候，官方搜巡的人把他找到了，大家非常惊奇。
当时上海的各大报都刊登了他投江自杀的消息，有的人潸然泪下，有的写下悼念他的诗篇，后来得知他获救，又将悼念他的诗篇改成祝贺的诗篇。
当他回到四川后，军阀之间盲目开战，戴季陶非常痛恨这些人的不知轻重，可笑的是每次作战胜利的一方都将他尊为座上客，请他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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