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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以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存在着保持这个价值标准的另一个人或机构。
为解释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个体心理学的类似实例。
如果一个人的本我提出一个爱欲的或攻击性的本能要求，那么，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事情是，支配着思维器官和肌肉器官的自我应该用行动来满足这一要求。
自我把本能的这种满足作为快乐来感受，正如它的不满足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一样。
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自我是由于某些外部障碍而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就是说，当它觉察到这种行动本身会对自我造成严重危险时，它才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
放弃这种满足，即由于外部障碍而引起对某种本能的克制——或者如我们所说，为了服从现实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
如果本能的克制不能通过能量的移置（displatsy）而减少本能自身的力量，那么，本能的克制就会由于不愉快而导致持久的紧张。
但是，本能的克制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内在的原因。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力量进行了内化（internalized），在自我中便形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观察、批评和抑制意义上来对付自我的其他部分的。
我们把这个新的机构称为超我。
从那时起，在使本我所要求的本能满足发挥作用之前，自我不仅要考虑外部世界的危险，而且要考虑到超我的反对，它将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让本能得到满足。
但是，鉴于本能的克制在出于外部原因时只能是不快乐的，在出于内部原因时则服从于超我，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
除了不可避免地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之外，它也会使自我产生快乐——这可以说是一种替代的满足（substitutivesatisfa）。
自我感到被提高了；它为本能的克制而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产生快乐的机制。
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言人，父母（和教育者）曾在个体生活的最初阶段监督过他的活动；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行使着他们的功能。
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且不断对它施加压力。
就像在童年时代一样，自我非常担心失去这位最高主人的爱；它觉得主人的赞许就是解脱和满足，而主人的谴责就会使良心感到痛苦。
当自我为超我做出这种牺牲而进行本能克制时，它希望因此而获得它的更多的爱来作为报偿。
它以获得这种爱的意识而感到自豪。
当这个权威尚未内化为超我时，在失去爱的威胁和本能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出于对父母的爱而做出本能的克制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
但是，在权威本身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幸福的感受才能具有独特的引以为自豪的自恋性质。
这些当然不是富有成果的考虑。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和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决定了犹太人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看法只会对我们有利；但是，以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实，表明这和我们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
从反对制作上帝形象的禁令开始的这门宗教，千百年来愈益发展成为一种本能克制的宗教。
这不是因为它要求性欲节制（sexualabstinence）；它满足于对性自由施行明显的限制。
然而，上帝却是完全解除了性欲的，并且被提到了道德完善的理想高度。
不过，道德伦理是对本能的一种限制。
先知们从来不知疲倦地宣称，上帝除了要求他的人民采取一种公正的或有道德的生活行为方式之外，别无所求——就是说，要放弃所有的本能满足，因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仍然把本能的满足视为邪恶的。
与这些道德要求的严肃性相比，甚至人们信奉上帝的要求似乎也退居第二位了。
本能的克制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宗教中起着突出的作用，虽然在宗教发展的初期它并没有突出地表现出来。
这一系列事件的基本部分在人类个体的简略发展中得到了重复。
在这里，也是父母的权威——主要是专制的父亲的权威，以他的权力威胁要惩罚儿子——要求儿子做出本能的放弃，并且由他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
后来，当社会和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地位之后，儿童所谓“表现好”
或“淘气”
便被描述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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