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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写给弟弟的家书中，总是要求他们孝敬父亲长辈。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写给弟弟的信：
“初三日接皇上廷寄，我被赏赐了三口顶戴，现在写奏折谢皇上恩典，寄谕和奏折寄回去，我正在服母丧，并没有在家里守制，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想起来，真是局促不安，如果仰仗皇上的天威，江面上的敌人次第肃清，马上奏皇上，回家侍奏父亲，祭奠母亲，稍微尽为人之子的一点孝心，诸位弟弟和儿、侄辈，务必体谅我这一份心意，在父亲饮食起居方面，要十分检点，不要出什么疏忽不到之处，对于母亲的祭品、礼仪，一定要清洁，要诚心诚意，对叔父那边要做到敬爱双全，没有一点隔阂，兄弟姑嫂之间，总不可以有半点不和气，凡属一个家庭，勤、敬两个字，能遵守到几分，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分都不遵守，没有不败落的，和字能遵守到几分，没有不兴旺的，不和没有不败的，弟弟们试着在乡里把这三个字到家族亲戚中去一个一个验证，一定会觉得我所说的没有错。”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
“我于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程，十八日到岳州，由湘阴、宁乡绕道，于二十三日到家，在家里新屋，痛悼我的母亲，二十五日到白杨坪老屋，敬谒了我祖星冈公坟墓。
家中老小平安。
地方安静，到处办团练，武艺很好，土匪可以不必担心。
我奉父亲大人的命令，于九月十三日，暂时安葬我母亲在屋后，等将来找到吉祥坟地再行改葬。
家眷在京城，暂时不要离京，等长沙的事平定后，再有信来。
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我交他三百二十两银子，托他带京，想必近日可到。
我将发各处讣告，眼下没有空儿，等九月再寄。
你寄信回，可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当，岳父岳母都于二十五日来我家，身体很好，你可告诉你母亲，余不一写了，国藩手示。”
2.扶持子弟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写给弟弟的信：
“弟弟们在家，总要教育子侄辈遵守‘勤、敬’二字，我在外，既有了权势，那么家里的子侄最容易产生骄傲奢侈、**不羁。
‘骄侈’二字，正是败家之道，万万希望弟弟们时刻留心，不要让子侄们近这两个字，至关紧要啊！”
咸丰四年十月廿二日写给弟弟的信：
“……一切军事的详请，都在具奏报告。
现抄录寄回，敬祈呈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一阅，刘一良于二十日到田家镇，得悉家中老幼都平安，十分欣慰。”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初一日写给弟弟的信：
“我对于家庭，有一个高兴的开端，听说姑嫂和子侄和睦非常，有汉朝姜肱兄弟友爱同被共眠的风气。
爱敬都做到，这就可以预期家道兴旺，但这也全靠老弟在分家时布置得妥当，才能如此完满。
我等江西的案子办好了，便去金陵。
弟弟千万不要忧虑焦灼，嘱咐你啊！”
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
《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
《孝经》中说，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
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同我们所讲的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他也一定是忠臣。
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
所以，曾国藩说：“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愿诸弟坚持此志，日日勿忘，则兄之志可以稍释。”
以慈悲的心敬爱长辈老人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上一辈人艰苦跋涉，社会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老人劳苦功高，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老人经历丰富，又富有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老人有恩于后人，老人的滴水之恩，后人要涌泉相报。
老人的恩情何止滴水，老人的恩情是河、是海！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第三次进京会试，这时候他家经济并不宽裕，七拼八凑，总共只有二十千钱。
他父亲向人借贷，一个铜子也没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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