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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坚持着某种宇宙决定论，这句话最后一次讽刺了这种观点的虚伪。
但是，它其实也呼应着这本书中那种邪恶而冷酷的风格，因为这种表述的方式，其实等于拒绝在环境的压力下屈服或投降。
潘格洛斯这种粉饰自我的姿态，可以看作是一种顽固的努力。
或许喜剧既可以让你成为宿命论者，又可以让你成为道德主义者。
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Diary，1764）中，他承认了自己对于宿命论的偏爱，但他同时也警惕着这种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立而冷漠的倾向：“我当然有撰写这观点的**，而你嘛，你也有反驳我的**：我们都同样愚蠢，都是命运的玩物。
你的本性是作恶，我的本性是热爱真理，我会不顾你的反对发表自己的观点。”
乍看之下，潘格洛斯似乎已经转世成讽刺作家了。
伏尔泰那种融合着欢快与尖刻的特质，构成了许多最猛烈的驳论的核心。
两百年后，这种既**又冷静的稳定状态，继续建构着某种类型的喜剧基调。
有人询问作曲家兼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Cage），“但你不觉得世上有太多苦难吗？”
他答道：“不，我觉得苦难的数量刚刚好。”
在这番问答中，未经深思熟虑、甚至有些自负的，是那个问题而非答案。
凯奇其实在表述一种你有权感受的经验——事实上，你可能不会总是希望和它撇清关系。
从尤维纳利斯到乔恩·斯图尔特（Jo）的《每日秀》（TheDailyShow），古往今来，创作者在构思、实践喜剧的时候，通常将它看作是一种批评性的艺术。
但是，人们仍会质疑这种模式的自洽性。
讽刺是否在建立、捍卫道德的制高点？或者说，它是在让我们怀疑这种制高点是否存在？如果你觉得某人很可笑，反对他们会不会变得更加困难？嘲笑某人会不会成为你的不在场证明，这样一来，你似乎就不曾与他们同笑了？你是否可能还与他们一起嘲笑过自己？喜剧总是不断地翻新自己的形态，提出这些同样的问题。
它会提醒剧院里的观众，他们与自己嘲笑的这些角色，不仅仅是共享了这个房间，还共享了一些别的东西。
在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Sheridan）的《丑闻学校》（TheSchoolforSdal，1777）中，作者揭示了一个充斥着流言、绯闻与憎恨的社群。
但是，当玛丽亚（Maria）谈及斯尼尔韦尔夫人（LadySneerwell）和她的密友，说“她们的恶意令人难以容忍”
时，她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剧作家和观众不仅仅对恶意嗤之以鼻，他们还会偷窥这些恶意。
我们大可以嘲笑坎德尔夫人（Mrsdour）聆听绯闻时的虚伪：“哈哈哈！
好吧，你确实逗我笑了。
但我发誓，我讨厌你。”
——但是，她其实与我们是同一种人。
我们会观赏那些纯粹的、恶意的火花，但在这种情境下，证人就等于共犯。
在《造谣学校》中，我们可以听到喜剧中反复出现的音调。
在这种调性中，要求评判的行为，可以巧妙地转化成对愉悦的放纵，或是——我们也可以更尖锐一点——转化成一种质询：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评判他人？在传统的喜剧剧场中，大部分的情节都在舞台的前端上演。
那是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演员们都徘徊在拱形舞台的前面（观众可以看到彼此，演员也可以看到观众）。
这种布置强化了观众身为局内人的感觉，他们不再保持安全的距离。
根据查尔斯·兰姆（CharlesLamb）的说法，这种喜剧演员的技巧体现于一些特定的时刻，“他在从未绝对吸引观众的情况下，仍与他们保持了默契……这是一种持续性的‘次级讽刺’（sub-insinuation）”
。
这种时刻是喜剧的核心，在谢里丹的戏剧中，当它们出现的时候，那发言极为圆滑的约瑟夫·瑟菲斯（JosephSurface）往往是情节的焦点。
观众们对约瑟夫的评判其实是自负的，这个角色也在暗示这一点。
当约瑟夫谈及斯内克（Snake）的时候，他说“这家伙没有充足的美德去实践自己的恶行”
，他还朝观众席瞟了一眼，隐隐讽刺观众们那种同样的行为，他们只是渴望偷窥暴行，却将这种胃口伪装成观看戏剧、“升华道德”
的一种义务。
如果喜剧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并不是因为它描绘了美好生活的确切蓝图，只是因为它始终挑战着观众，让他们反思某种可能存在的美好生活，享受其中的不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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