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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聆听笑话的时候，我们的笑声宣告着某种胜利，某种短暂的解放。
我们始终沉溺于认知能力的旋涡，但笑话却让我们恍然大悟。
换句话说，笑话可以让我们保持才思敏捷。
在一个安全的试验场中，我们突然知晓、纠正了自己的系统性疏忽。
这套理论解释了很多东西，但有些笑话不会这么直接。
它们会以相对隐晦的方式，推崇那些违背理性的功利主义。
这类作品不仅会训练我们的时间观念，还从一种反直觉的角度，赞扬那些看似错误的理念。
举个例子，伍迪·艾伦（WoodyAllen）也曾赞赏自己的计时器：“我为这块怀表感到自豪。
我的祖父在临终前将它卖给了我。”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犹太笑话，而且它暗示着更多的东西。
这里的台词温和地违背了观众与伍迪·艾伦的伟大“常识”
，与此同时，它也分享、赞颂着一些其他的事物：他的祖父拒绝屈从于文化环境的压力，没有直接赠送怀表，而是选择了自己的行事方式。
我们无法控制时间，但最好的笑话那种完美无瑕的时机，却又展现出某种控制性。
笑话设计的节奏反抗着（同时也慰藉着）那种注定的命运。
这不仅仅是一堂关于适应性行为（adaptivebehaviour）的课程。
毕竟，祖父都已经快死了，他已经不必再做生意了，但他“拼死”
也要继续做下去。
笑话经济学可能会承认“时间就是金钱”
的铁律，但它仍然鼓励我们沉迷那些非常隐秘、漫无目的的情节，即便它们除浪费时间之外毫无意义——或者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我们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笑话忠于有序的模式，又总会呈现惊人的转变，这种双重性铸就了它的结构轮廓。
无论是米南德的古典戏剧，还是《祖兰德》（Zoolander，2001）这样的现代电影，都完满地展现了这样的喜剧结构。
在多纳图斯（Donatus）的《喜剧与悲剧的片段》（Fragmeragedy，c.350）中，他用“开场”
（protasis）、“**”
（epitasis）与“灾祸”
（catastrophe）的三重奏来描述喜剧的不同阶段。
但与悲剧不同的是，喜剧情节由反复无常的女神堤喀[Tyche，也就是罗马语境中的福尔图娜（Fortuna）]所掌管，她是幸运女神的前身。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WilhelmvonSchlegel）认为，在罗马喜剧中，“机遇替代了命运的位置”
。
苏珊·朗格（SusanLanger）也指出，“悲剧表征着命运，正如喜剧表征着运气”
。
西方喜剧的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泰伦提乌斯（Terence）。
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消解序幕的神圣性，强调了一种“一切皆有可能”
的喜剧感。
“别指望我会告诉你故事情节。”
一位男演员在那部《兄弟》（TheBrothers，160BC）中打趣地说道。
泰伦提乌斯在改造希腊传统的时候，还留下了另一项遗产：双重情节。
这类情节通常围绕着两对情侣任性的爱情生活，因为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一样，具有不可预测的特征。
帕梅诺（Parmeno）在《宦官》（TheEunuch，161BC）的开场时，向一位失恋的勇士解释道：“如果一件事情根本无从计划或控制，你当然无法有条不紊地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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