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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得密苏里大学的一位认知科学家大卫·吉尔里（DavidGeary）得出结论，我们的确可能正在变笨。
在他2005年的书《意识的起源》（TheinofMind）中，他提出，人类整体上个体能力可能降低了的可能性。
他是第一个开玩笑地把这一观点称为“蠢蛋理论”
的人。
吉尔里猜测，我们头颅的缩小与新时期时代末期，大约12000年前农业的采用相关。
他跟踪记录了人类的大脑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并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类的大脑显著地缩小了。
在全世界所有出现复杂社会的地方，这一动向不断重现。
吉尔里推测，先不论我们对穴居人的固有印象，其实在我们的祖先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想要生存就需要很高的智力。
他们需要掌握广泛的一系列技能，如怎样持续地找到并识别可食用的食物，怎样躲避掠食动物以及怎样很好地狩猎。
一个笨蛋可是活不下来的。
如果你犯了错误，受到的可不只是象征性的惩罚，而是会死去。
这给智力施加了巨大的选择压力。
当我们的物种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这提供了更可靠的食物来源，人口开始膨胀。
农田周围形成了城镇，随后又被城市所取代。
文明诞生了。
然而，即使最积极的发展，往往也会有人们意料之外的影响。
在这里，农业缓解了施加在我们物种身上的必须聪明的压力。
它制造了某种安全网，于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也活了下来，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了下去。
跨过许多个世纪，这种选择压力的缺位使我们物种的脑容量逐步减少。
其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在变笨。
就好像大脑正在缩小还不够糟一样，在遗传学这个学科中又出现了“蠢蛋理论”
的另一个论点。
在《遗传学趋势》2013年1月刊上，斯坦福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克拉布特里（GeraldCrabtree）在一篇两部分组成的文章中提出，一项直接的基因分析同样暗示，我们自石器时代以来正在变笨。
他把它称为“脆弱的智力”
现象。
据他描述，问题在于我们的智力要求许多基因都恰好发挥正确的作用。
他估计维持我们的智力涉及的基因在两千到五千个之间，占我们整个基因组的10％。
据克拉布特里称，与智力相关基因的绝对数量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使得有害的突变有更大的概率积累。
这使智力成了脆弱的特性，易于跨世代而逐渐消失。
为了理解这一论点，可以想一想“打电话”
这个小游戏（有时也被称为“传声筒游戏”
），在游戏中一队参与者需要传递一段信息，每个人需要悄声向相邻者的耳朵里说出这段信息。
如果该信息很简单—也许只是一个词—那么很可能它抵达这支队伍的队尾时仍然没有改变。
然而，信息越长，被改动的概率就越大。
这种类比并不确切，但是基因也受同样的基本概念支配。
一个特性涉及的基因越多，随着基因信息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突变就有更大的概率会积累，而如果没有为消除这些突变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它们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对该特性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里，也就是指智力。
如果这是真的，智力一开始又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克拉布特里解释道，答案是由于我们的祖先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数十万年里所承受的选择压力。
正如吉尔里之前提到过的，有巨大的选择压力施加在智力上，因为只有那些拥有的智慧足以使它们在严酷、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得以延续它们的基因。
在这些环境条件下，人类变得非常聪明，但是它们为此付出了骇人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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