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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能够借机躲避慈禧的惩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日，翁同龢请了一周病假，想避避风头，也有人认为是光绪帝有意保全他，让他提前规避风险。
他深知数日之内朝廷将发生巨大变故。
在此期间，光绪帝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送到颐和园征求慈禧的意见，当时慈禧给出积极评价“良是”
，并指示“今宜专讲西学”
。
她还特地召见了荣禄，同时提醒光绪帝，翁师有鼓动汉人造反的言行，切不可大意。
荣禄则极力向光绪帝推荐有名的进步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
自古以来，改革都无可避免地要抑制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集团，并裁汰无能之辈。
而慈禧等满族权贵认定的改革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权力，显然，二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光绪帝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希望从思想上促使权贵集团接受改革。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变法圣旨：着派遣皇族成员到欧洲留学，皇族亲王也被鼓励出国，考察国外的政治状况；裁减冗官及闲散衙门。
这一道圣旨在满族官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第一次感觉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光绪帝的良苦用心遭到慈禧及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慈禧将责任全推到帝师翁同龢的身上，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光绪帝的有力警告，也削弱了帝党实力。
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休假一周后回朝，天未亮就前往颐和园参加军机大臣朝会。
他刚走进仁寿门，就从御前大臣手里接到一份罢免他所有官职的上谕。
圣谕曰：“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
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
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慈禧罗列的翁同龢罪责有两个：其一，翁同龢近来在朝中行事张狂，导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意思是朝中官员们指责翁同龢做事难服众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弹劾他。
其二，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
，态度不够恭谨，因个人情绪影响了皇帝对正误的判断。
据说，“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
。
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诏书，惊得瞠目结舌。
堂上宣诏时，他更是“战栗变色”
，“惊魂未定，涕泪千行”
。
就在这次朝会上，慈禧还发布了一道谕旨，将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京师步兵统领荣禄晋升为大学士，调往天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同时谕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了朝廷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任免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都必须经过慈禧允肯。
荣禄晋升为从一品，在离京前答谢皇太后、皇上时，光绪帝特意叮嘱他，除了在天津办差外，还要全力支持维新变法，竭诚听令。
荣禄承诺誓死效忠皇太后、皇帝，效忠朝廷。
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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