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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人都自觉地依照法律约束自己。
君“作一”
则民“自治”
，民众皆自觉依法办事，政治就达到理想的境界。
君主守法，天下为公。
法家称国家利益为“公”
，称个人利益（包括君主的个人利益）为“私”
。
他们主张“尚公”
“贵公”
，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个人都不得以私意废法。
实现公、维护公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君主立法制，守法令，君臣上下都严格依法办事。
立法是为了确立公的标准，法令行则私道废，因此君主也要尊重既定法令，“任公而不任私”
。
行法、守法才能切实保证公的实现。
法家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实现法治理想的关键是君主守法。
既然崇公，就要去私；既然“作一”
，就要“守一”
;既然行法，就要奉法。
在他们看来，公，则为明主；私，则为乱君。
五帝、三王、五霸之所以为圣王明君，是因为他们“皆非私天下之利”
。
法家诸子激烈抨击君主徇私乱法，认为“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
国家公利至上，君行其私则乱国。
推而论之，必然主张公天下，反对私天下。
《慎子·威德》提出：“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
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
通理以为天下也。
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
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
。
《商君书·修权》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贵天子是为了平天下，立国君是为了治国家。
天下、国家重于君主，天下正义、国家公益才是目的，立君仅是手段。
这就在理论上把天下与天子、国家与君主区别开来。
法家的基本思路是：设立君主制度是合乎天经地义人情的，立君为公，无君则不能实现天下公利，而君主若利用权势地位谋取个人利益，就违背了立君为天下的本意。
在先秦其他学派的政论中，“公天下”
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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