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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结婚宴客，我大约十六七岁，被邀去喝喜酒，洪先生把我跟东边也姓姚的一位大哥放在同一桌，叫我们要多多往来。
显然他是知道一些事的，可惜我当时没去追查。
祖父与祖母（潘太孺人），育有二子。
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名成德，字纯修，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次子成仁，也就是我的叔叔。
我父亲是银行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四个金兰之交的结拜兄弟：杨惕深、陈宝南、刘鸣皋、曹廷荣。
至于叔叔，上海有家烟草公司招考职员，他报考、录取，分发到汉口工作，从此定居没有回来。
2.从银楼到银行父亲的职涯
我父亲于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十八岁。
到他这一代，总算是读了书的，职业选择也就不一样了。
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海门人，当时担任实业部长，交通银行是归实业部管的。
父亲毕业时成绩优异，获优先分发的机会，被分派到长沙的交通银行任职。
然而，天下事是福非福很难说：父亲成绩好，得以优先分发本是好事，但时局变化难料，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长沙锑矿跌价，交通银行受到波及，停办了，父亲只好另谋出路，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华汇银银行做事。
我的母亲姓黄，闺名锡珍，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其实，她的生父本姓倪，务农为生，她是幺女，正好有黄姓夫妇不育，抱养了倪家的这个小女儿。
养父儒桢公，做刻印生意，他们对女儿宠爱有加，而且以非常开明的观念让女儿受教育，所以我母亲毕业于海门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事。
父亲与母亲在民国七年结婚，民国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了我，取名鸿钧。
十一年，生大妹雅如，十三年生大弟定行，十八年生小妹雅芳。
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离开了家庭的照顾，可以想见日子过得很孤单。
银行里不免也有人事倾轧、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他自觉能力优于别人，升迁却受阻，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让他心情郁闷，得了忧郁症，辞职回家。
父亲在外工作多年，薪俸全部交给祖父，家中经济大权都在他手上。
据云家中存款有一千元以上，当时一栋房子约五百元。
怎料，祖母过世后，祖父搬去外面住，恣意挥霍，把积蓄都败光。
我们家原本可以过和乐小康、培育子女的生活，却因为祖父欠缺盘算而陷入困境，父亲身心欠安辞职返家之后，家庭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了。
3.姚氏初级小学母亲办学记
为了生计，母亲一肩扛起重担。
大约是民国十五六年间，母亲在师范同学的协助下，向市府申请立案，创办“海门私立姚氏初级小学”
，专收一至四年级学生，教育机关命名为“齐贤小学”
，每学期发给十元教育补助费，一年二十元。
由于通往附近小学的路上需跨过一条大水沟，颇危险，所以周边人家把孩子送来就读，约二十人。
课桌椅则是向一所停办了的私塾借，教材由书局买来，老师由我母亲一人包办，当时父亲赋闲在家，正好可以协助。
这些孩子来上学时，有的连学名都没有，我父亲帮他们取名。
我记得有个小男孩姓洪，是寡妇之子，父亲替他取名洪声华，字硕甫。
有个黄姓女孩，家里开棉花行，父亲考虑她家的职业，取名为黄秀红。
我六岁时，母亲即送我去附近的新式小学读书，所以没有在家里学习，但中午都回家吃饭。
办学期间，我母亲非常辛苦，除了教学还要持家做饭。
这期间，祖父在外败光积蓄，晚年无处可去，回家养老。
大妹雅如、大弟定行都还小，小妹雅芳在十八年出生，可以想见母亲何等干练，独当一面地把这个家撑起来。
我记得到了晚上，把课桌并起来，铺上席子，我们一家就睡在上面，非常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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