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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
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
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
毛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
“来”
“来”
,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
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
。
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
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
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
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了。
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
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做高深地掉书袋。
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
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
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
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
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
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
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
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
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
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
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
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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