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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自然是个典型，他不但认为蔺且就是庄子的学生，还为庄子找到了一位老师，叫作长桑公子。
（成玄英《庄子序》）如果此言属实的话，那么庄子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师兄弟，即神医扁鹊。
不过至少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看来，长桑公子绝对是一个比蔺且更加可疑的人物。
但这个说法一度相当流行，而且佛、道两家都这么讲。
尤其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长桑公子堪称举足轻重，他是入天门、养丹田的名家，曾向扁鹊传授过起死方。
历代学者不断凿实着庄子的这一师承，越说越真，及至元代，赵道一为历代真仙作传，在庄子的条目之下先是照抄《史记》本传，然后引《真诰》说：“庄子师从于长桑公子，学得了玄妙的道理，著成《庄子》。
他隐居在抱犊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在天庭做了一个叫作太极闱编郎的官。”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五）看来庄子终究拗不过世人的心愿，虽然一辈子远离官府，却在天庭谋了个体制内的身份。
个中奥义在赵道一的注释里可以略窥一二：“世人如果知道庄子是这样一号真仙，一定会非常重视他的著作。”
但严肃的学者一般认为庄子是师承老子的，和所谓长桑公子没什么关系，就连成玄英自己也在为《庄子》所作的注释里自相矛盾地说“庄周师老聃”
。
这个说法主要是发挥了《史记》本传，不过《史记》只是说庄子的学说本于老子，却没提两人有什么师生关系，或许庄子之学只是远绍老子也未可知，毕竟《庄子》夹杂着不少老子的名言。
不过，也有细心的学者读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庄子其实生活在老子之前，甚或老子只是庄子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尽管这样的见解已经不为时人所取，但庄子的师承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何况庄子并不是“一个”
人。
最后，如果实在要对庄子的生平做一个粗略而未必可信的勾勒的话，不妨参照B.H.Hoffert的推测：庄子，宋国蒙地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
在家乡的时候，他就学于一位杨朱学派的老师，做过小吏，至少有一名叫作蔺且的弟子。
在雕陵看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便辞了职，认为公务员的职位无论对现实生活还是对精神追求都是一种有害的束缚。
然后他去了魏国，在那里结识（或重逢）了惠施，彼此成了友好的论敌。
因为惠施既是魏国的国相又是名家的领袖，我们或可猜测庄子参与了那里的宫廷辩论——庄子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辩论语言与逻辑思辨的高超驾驭能力，尽管他用这种能力来证明的恰恰是辩论的无谓。
最后，如果我们对《庄子》里的故事轻信一些的话，他应该死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死在他的妻子和惠施之后，其时有一些弟子陪在他的身边。
（gTzu：TheEvolutionofaTaoistClassic，2002，第9—10页）
3
葛瑞汉（A.C.Graham）对比老子与庄子的差异，说“《庄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为了偏爱私人生活而不是政坛官场的社会的局外人所著。
《老子》虽然也吸引了同一读者群，但它却表现为另一种有关统治术的指南”
，并且称《庄子》是“反政治的”
，而《老子》是“政治的”
。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199页）这一论断尽管忽略了《庄子》大段的政论性文字，但也道出了七八分的事实。
所谓著作集，这是先秦著述的通例。
《庄子》的著作权，就像《论语》《墨子》这类的作品一样，要归于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
刘笑敢的一个经典的考据结论是：“《庄子》内篇基本上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庄子》外篇、杂篇基本上是庄子后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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